在姜先生因“归班铨选”而决定离京返乡时，纪昀即作长诗《五古·送白岩南归》以赠。诗中对“看验”的“四大人”以貌取士深表不满，对姜先生离京深感可惜：“天子爱奇才，廷臣惊貌古。负笈出都门，越吟越自苦。惜哉董贾俦，怀才莫一抒！”最后，又对姜先生给予宽慰和劝勉：“名山亦可藏，何必图书府。况乃穷经士，一一登华膴。圣代方崇儒，汝岂终贫寠。逝矣束行縢，无为多凄楚。抗志希古人，相期力共努”（此诗亦收录在《姜氏宗谱·世藻》内）。
乾隆二十四年（1759）夏天，姜炳璋又将审定后的史雪汀《风雅遗音》赠于纪昀，纪氏曾作《审定史雪汀〈风雅遗音〉序》，为此书进行了评述国。《序》还提及“时休宁戴君东原主予家，去取之间，多资参酌。”可见戴震亦曾对此书的评述参与了意见。
纪昀后因姻家卢见曾罪案漏言而被夺职，谪戌新疆乌鲁木齐有年。释还后试诗称旨，始复授编修。这些年他自然无法与外界（包括姜炳璋）联系。但在他被荐举为《四库全书》总纂官并奉命主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期间，便将姜先生所著《诗序广义》《诗左补义》两书辑录其中，并在“提要”内分别给予很高评述。他认为《诗序广义》“以诗序首句为据，如苏辙之例。但辙删其以下之语，炳璋则删存其原文，间一字书之，而一一订其疏舛，例又小殊。盖参用朱子《诗序辩说》以贯通两家，故于废序之说亦置而不争”。又认为《读左补义》“补左氏未言之义，非若顾炎武、惠栋、马宗梿、沈钦韩、梁履绳、朱骏声诸人仅补杜氏《集解》。故《传》中补注固为简洁，而《传》后附说皆所补诸义，非若坊刻古文但论文字”。（两书“提要”均见于民国县志“艺文考”。）
姜先生卒后，乾隆五十六年（1791），纪昀在所著《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中，以“姜白岩言”记录了姜炳璋所说寓言一则，说的是有士人在相柏山中遇鬼神，得阅“气形”之论。纪氏则以为白岩此言：“托诸神语耳。赫赫灵祇，岂屑与讲学家多是非哉？”
姜先生之孙姜人烈（长子姜埭之子），乾隆五十九年（1794）中举人，历任直隶肥乡（今属河北）、武清（今属天津）知县二十余年。到了嘉庆初年，他从北京南归时，欲刻其祖《诗序广义》一书，曾乞纪昀为之作序。纪虽以为此书“《四库全书》已著录，无庸为床上加床。惟著其以近时之著得为千古经部殿（后），则说《诗》之正脉在是书可知奚”。但事后，他还是为作《〈诗序广义〉序》一篇，后收录在《纪文达公遗集》（民国县志“艺文考”亦录有此《序》）。
（2）姜先生与翟灏之交往，亦始于甲戌会试、殿试期间。是年闰四月初八日，他曾与翟“同谒至圣孔子，看石鼓文”，又“同拜大司成（国子监祭酒之古称），俱交椅端坐，受四拜。助教以下，同受二拜”。同月二十二日，他又过访翟灏。二十四日，他则与翟灏、王昶及叶佩荪（字蔚文，二甲第五名进士，浙江归安即今吴兴人）“应钱老师（维城）之招，同饮于钱第”。
姜先生回乡候选之初，即“与同年翟公大川（灏）并以经学质难”（见姜先生门生倪象占《姜氏宗谱跋后》）。但他们之间究竟如何相互讨论经学之疑难，则为此《跋》所不记。不过，从中也可知他们之间曾经有过“交往论学”。
翟灏因为登进士后历任金华、衢州府学教授，而兰溪又为金华属县。因而，在姜先生因家贫而“饥驱四方”之时，疑由翟推荐前往兰溪县兰江书院任讲席。期间，他在讲学之余曾著《兰江晤语》和《范香溪先生年谱》，并且又是正在撰著《读左补义》之中。这中间，他与翟灏定然多有“交往论学”细节（因未见此二书，不得其详）。也正因为翟灏有此一推荐，使姜先生于乾隆二十八年在金华有幸得见恩师钱维城（见下文详述）。
（3）姜先生与王昶之交往，大约始于“朝考”后同属“三等”，又同被“归班铨选”之时。但《尊行日记》仅记姜、翟、王及叶四人“同钦于钱第”一节。其他别无记载。
这以后，王昶虽因乾隆帝第二次南巡时召试而特授内阁中书入朝为官，却在刑部郎中任上也因卢见曾罪案漏言被夺职。后以幕府随云贵总督、理藩院尚书征讨缅甸、平定金川。起任陕西按察使后，又在陕十年。后历迁云南、江西布政使，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方回京得任刑部侍郎。而其时姜先生已作古四年，因而无缘续交。不过，王昶后来在所著《湖海文传》中，却收录了钱维城为姜先生所撰的《〈读左补义〉序》一文。又于此《序》后，附录了姜先生《〈读左补义〉自序》（见民国县志“艺文考”）。可见王昶对于此一著作的关切之情甚深。
（4）姜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