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毫米高平两用机枪（苏联HCB“岩石”12.7毫米机枪北日本仿制型号）、1个装备有2门60毫米轻型迫击炮的“掷弹筒”组，更有1个装备有2门82毫米无后坐力炮的“步兵炮”小组。
长期以来旧日本帝国陆军一直重视步兵分队的近距离火力支援，二战中曾在中国大陆及东南亚战场上广泛使用的92式步兵炮便是一种战术理念的最好体现。不足1吨的重量加上可以分解运输的简单结构，使得92式步兵炮不但方便战时海量生产，更可以几乎可以无条件伴随步兵作战，堪称旧日本帝国陆军的“理想”火力支援武器。
但是92式步兵炮除了重量和体积之外，其他性能均远远落后于西方同口径武器。因此寻找替代产品便成为了北日本公安军草创时期，摆在兵器行政本部面前的首要任务。尽管苏联总参谋部方面认为苏联军工系统生产的大口径迫击炮和反坦克炮完全可以满足北日本公安军的要求。但是战后驻日苏军总司令—崔可夫元帅却选择了在编制和武器研发方面给予北日本公安军以很大的自主空间。
选择崔可夫担任驻日苏军总司令可以说是斯大林在处理战后远东问题上的神来之笔。事实上当百万苏联红军从三个方向向远东的旧日本帝国展开雷霆一击之时，崔可夫并不是远东苏军总司令部的负责人，斯大林委任了他更为信任的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来远东出任日本关东军的掘墓人。
尽管在此之前，出生于伏尔加河河畔的华西列夫斯基从来没有亲眼看到过同样汹涌绵长的黑龙江，而崔可夫早在还是伏龙芝军事学院东方系中国部的实习生时，便已跟随资深外交官克罗日科游历过中国的哈尔浜、长春、旅顺、大连、天津、北京等地。而此后作为苏联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他的足迹更几乎遍布整个华北、华南甚至西南地区。崔可夫甚至会讲一囗流利的中国话。并在期间作为布柳赫尔（即昔日北伐时的加仑将军）的情报参谋直接参与了“中东路事件”—中苏武装冲突。
但是斯大林却早已看出了崔可夫性格中的弱点，这位来自于图拉省奥谢特尔河谷的年轻人虽然勇猛，但决非可以统帅百万雄兵的大将之才，而他在斯大林格勒的辉煌和柏林城下的激进也注定了他无法成为即将远东部署的3个方面军中任何一个的指挥官，因此斯大林选择了梅列茨科夫元帅、普尔卡耶夫大将和马利诺夫基元帅前往新的战场，而将更为熟悉中国和东亚的朱可夫和崔可夫丢在一片废墟之中的柏林。
直到尘埃落定，斯大林才将在德国心痒难奈又被昔日领导、一贯飞扬跋扈的朱可夫死死压制的崔可夫同志召回莫斯科，一番勉励之后，才让他动身前往与美、英、中、澳等国盟军分区占领的东京。让他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并给予了崔可夫自由处置半个日本的无上权力。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斯大林也有让崔可夫将北日本公安军作为苏联红军步兵分队未来改革试验田的意味—因为崔可夫本身也是苏联红军之中少有的步兵战专家。
正是在斯大林格勒的瓦砾堆中，崔可夫创造性的采用了“强击支队和强击群”战术，成功摸索出城市巷战的经典战法，才最终使擅长运动战和空地协同的德军第6集团军顿兵城下、无计可施。而崔可夫也没有令斯大林失望。在他看来旧日本帝国陆军事实上并非是西方世界所宣传的那样不堪一击，除了以所谓的“武士道”信仰来鼓动士兵的士气以及主动进攻精神之外，日本陆军长期以来的建军思想、部队编制甚至火力配备都不无可取之处。
唯一落后于时代的并不是日本陆军本身，而是赖以支持军队的国家工业体系。在详细分析了太平洋战场的诸多战例之后，崔可夫甚至断言如果让日本陆军拥有苏联红军那样的武器装备，甚至只是替换掉营、连步兵手中那无法保持持续火力压制的轻武器，那么像瓜达尔卡纳尔岛那样的拉锯战最终的结果便可能会被彻底的改写。
因此崔可夫在北日本公安军创建的问题上，基本保留了旧日本陆军原有的编制体系。当然同时也开始逐步的推进北日本公安军的步兵武器自动化和现代化。而在北日本公安军提出步兵支援武器开发计划方面。崔可夫显得也很豁达，他摈弃了所谓的“门户之见”，对于北日本公安军以美国陆军为师，大力发展在苏联陆军之中长期得不到发展的无后坐力炮不仅表示同意，更鼓励北日本方面在这个领域与中国展开合作。
新中国的步兵分队武器大都是从仿照苏式装备开始发展的，但是在无后坐力炮领域则是可以说另辟蹊径。抗战时期美国曾援助当时的国民政府军队一些M18、M20型无后坐力炮。在解放战争中这些美制武器及国民政府军队所仿制的产品与资料均人民被解放军缴获。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军工部门在缴获的相关实物的基础上开始仿制。中国的无后坐力炮同样走过了一条从仿制到自主研制的发展之路。
而北日本在这个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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