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国尊严，同仇敌忾，必胜信念，中国历史上从来也没有过亡于小小岛国的历史。日本对于中国的轻视，中国对于日本的蔑视，造成中日战争的旷日持久。日本实力仅仅能支持短期战争消耗，不自量力，祈希望于纳粹德国会师莫斯科。日本北上计划的落空，转而南下与英美对抗，中国契机来临。中共的契机是西安事变，国共合作给予中共正名的机会。五次围剿给日本进攻中国的机会，日本进攻中国给中共以发展壮大的机会。而每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都被毛泽东攥住并且无限放大，利益最大化。八年抗战，国军失去大量军队精英，蒋介石以抗战领袖而著称。赢的是名，失的是实（力），这一点蒋介石没有清醒认识到，反倒以重庆谈判压中共就范。毛泽东将计就计，蒋介石又失一策。毛泽东烂熟于胸的中国历史，宏观决策的英明，林彪不辱使命，将帅连轴，尽下东北三省，接受一百多万日军装备和技术人员，北联苏俄，南指中原，一子执活，全盘皆赢。蒋介石还蒙在鼓里，上党战役、北进延安、全面进攻、重点进攻，蒋介石的那一着棋不是臭棋，偏偏蒋介石拿出抗战的架势，人呀总是喜欢拿胜利的套路来走新路，缺乏新的思维，知彼知己，蒋介石与中共打了几十年的交道，在骨子里蒋介石是瞧不起毛泽东的，而毛泽东对蒋介石可谓知根知底，屁股一翘，就知道你拉的啥屎。三年期间，三大战役，蒋家王朝，土崩瓦解。
笔者的文章题名是教育为何拉扯到历史呢？因为，要研究中国教育就必须先研究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教育研究离开政治，那是无法研究的，而要研究现代教育就必须研究毛泽东，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
毛泽东27年到49年之前，毛泽东是理智、谨慎细微的，完全的朱元璋做派，他的成功既有个人魅力、才气、智慧，更多的是运气。49年以后，运气几乎消散殆尽。毛泽东中国古代书生式的意气，加之马列主义熏陶的自我意识，以往的运气，更多的误以为是王气，霸气自然而然流露出来。这种天生的霸气，与他的成功相互相成，助长了他的帝王封建思想的膨胀，加之成功声誉鹊起，功高盖世，没有监督机制，传统的帝王统治术，根深蒂固在潜意识里逐步成为为政的首选，民主与反封建在个人权力占绝对优势的五十年代初期，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开展而显得微不足道。而抗美援朝战争，那是毛泽东错误的认识了当时国际形势，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的最好注脚。三年战争，耽搁的是建国大计，经济复苏，人民子弟以付出巨大的牺牲，换来的却是虚假的胜利，仅仅保住了三八线。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国家以台湾反攻大陆为借口，实行镇反运动，镇压了一批人，这些人的死间接与抗美援朝战争有关，是战争结束之后，死于战争后遗症的人。四十年代毛泽东在延安与郭沫若唱和《甲申三百年祭》，防止李自成流寇主义的重演。那时候，毛泽东是清醒的，理智的，因为，那时候他还有拓展的空间。49年以后，毛泽东尝试以他的知识结构来治理国家，他的长处在哲学、政治、军事、文学等方面，经济是门外汉。偏偏他又犯了蒋介石的错误，以战争胜利的套路来走经济建国之路，全盘依托苏俄模式，暴露了毛泽东经济文盲的缺点，其实，也是毛泽东感恩的结果，对待日本的态度也是如此。
在49年以后的中国领导阶层，几乎全是军队转业干部，他们挾胜利之威，执行领袖指示不折不扣，毛泽东的决策错误被无限扩大。53年-66年，由于毛泽东的经济决策失误，导致庐山会议的斗争。毛泽东清醒认识到自己政治地位的动摇，同时毛泽东也认识到自己在经济领域的文盲状态，他想在和平时代作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惊天大事，也是毛泽东长年累月积累的历史知识的总爆发。搁置经济建设，转而从文化领域入手。是有文革十年：《我的一张大字报》字行里面，匿迹了毛泽东无奈与抗争，挣扎在否认与转承传统中国文化之间，迷失在权利妄想的深渊。66年-76年，笔者亲力亲为，耳闻目睹，有城市和乡村经历，有学校和社会的练历，有个人的痛苦和探索。我的受教育程度是整个在文革时期，初高中在农村中学，经历过勤工俭学和学生自己建学校，参加文艺宣传队，社会阅历丰富，就是没有受过一天正规现代教育。我母亲有文化，有眼光，常常和我讲红楼梦故事，引导我对文化的渴求，父亲也常讲个人的经历，活到老，学到老，家庭教育在学生成长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至关重要。在我高考失败，前途渺茫，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又是母亲鼓励我再接再厉，使我在没有受过任何数理化历史地理等教育的基础上，硬是凭这文科成绩，其中单科成绩排名全国第六名，为重点大学录取。通过个人教育的感受，应对当今教育的无奈，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执政者教育政策的落伍，无论是毛泽东的教育思想，还是现在正在热议的《教育远景纲要》的出台，教育的所谓改革，毋庸置疑，走入死胡同而不可自拔。何况，《纲要》还是教育部聘请枪手代写的。这种自上而下，发红头文件式的教育改革，能指望中国的教育好起来，无异于缘木求鱼......
毛泽东一生是以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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