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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心领神会了，也许一场更为激烈的争斗已显端倪。“变法”若不尽快拿出政绩，何以制敌？何以服众？何以向后宫交代？何以护卫励精图治的圣上？何以赢得这千古胜负啊！王安石着着实实地感觉到，皇帝召见中的声声语语，都是险情预报，如同一条鞭子，左右轮番地抽打着自己这匹驾车的辕马。赶车的主儿是要马儿放蹄奔腾，尽快地“奔腾”到这条道路的终点。
身在其位，必谋其政！
负重驾车，唯有“奔腾”！
王安石回到书房，赶走了夫人、儿子，闭上房门，一头倒在桌案旁的软榻上，脱履散发、解袍挽袖，睁大了一双不停转动着眸子的眼睛，凝视着天棚。他的四周，散乱地摆放着儿子王雱为他抄写的《均输法》、《青苗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免行法》、《保甲法》、《将兵法》初步设想的文本。软榻前的几案上，摆放着一叠笺纸、一枝濡墨的狼毫笔和一方打开的墨砚。他按照自己奇特的习惯，开始为皮鞭下的“放蹄奔腾”探索筹划……
朝阳照亮了书房的窗扉。
王安石深知，自己以“理财为核心”的“变法”方略，在中枢重臣曾公亮、富弼、唐介等人的心里是“异端”，在群臣心里是“银两”，在京都一群士大夫心里是“笑柄”，就是在年轻皇帝的心里，也只是一把量入计出的“算盘”。这是自己“变法”的纲啊，真正能够理解的，能有几人？在历代相传“重农轻商”、“重仕轻商”、“重义轻利”、“耻于言利”的习俗中，正直而短视的革新者，都在“吏治”、“仁治”、“礼治”、“王治”、“法治”等高雅的圈子里苦苦经营、呕心沥血，却都不肯注目于“理财”在国计民生中的特殊利害。高贵而浮浅的王公大臣们，忌讳言利，忌讳谈财，在靡费奢侈、宴乐无度的挥霍中，却怕“利”、“财”两个字玷污了他们的风雅。“周公歌七月，耕种乃王术”，这个道理并不深奥，只是脚不沾泥的士大夫们懒于通晓而已。要政治清明，没有“财之饶”行吗？要军旅强大，没有“财之丰”行吗？要兴学育人，没有“财之稔”行吗？要文治辉煌，没有“财之裕”行吗？“生财、聚财、理财，宰执首责”、“以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聚天下之众者，苦无财”、“聚天下之人，不可无财”、“合天下之众者，财”……这个“理”乃“变法”之魂魄，何时才能为皇帝和群臣通晓而力行啊……
王安石没有动身，只是伸出右手，准确地拿起几案上濡墨的狼毫笔，在笺纸上写出了“纲不移”三个大字。这三个字信笔而划，如同他那不修边幅的模样一般，横斜竖歪，着实丑陋。
阳光透过窗扉，照射在书房里的软榻上。
在一年多时间的议论“变法”中，王安石心下明白：自己用以打动皇帝心机的是“尧舜之世”和“先王之政”。士大夫们奉为圭桌的“尧舜之世”和“先王之政”究竟是什么样子？只有《周礼》中残存的那些含混不清的朝制典章和其他经书中记载的那些铨释不一的史实和理论。这些书堆之中，根本就没有革除时弊的现成药方，自己之所以“法先王之意”而引用，原本只是借历代圣哲先贤的名望，激励年轻皇帝锐意进取之心，并借以堵塞中枢重臣们反对“变法”的嘴巴。现时，要“变法”了，要“放蹄奔腾”了，还能搬用那些早已过时的“先王之政”来捆绑自己的手脚吗？天知地知我王安石知！可真能扭转朝廷“积贫积弱”之状的妙方在哪里呢？一年来自己所设想的均输。青苗、市易、募役、农田水利、方田均税、兔行、保甲、将兵等九项新法，有些是因袭秦之商鞅变法、汉之桑弘羊榷酤、唐之刘晏理财而来；有的是从自己知鄞县时经游全县、山村问苦、实地考察、“贷谷于民、立息以偿”、“起堤堰、决破扩，为水陆之利”的经验而来；有的是从“却向贫家促机抒，几家能有一绚丝”、“聊向村家间风俗，如何勤苦尚凶饥”的饥民惨情中而来。这些思之未熟、议论未精、尚未完备立法的纸上文字，果真能切宜实情，革新朝政吗？
王安石又伸出手，抓起笔，在纸上写了“目待张”三个大字。
太阳升至中天。
王安石看得清楚，“变法”成功的关键，在于君臣之间能否保持长久的契合。商鞅变法，曾遇到守旧大臣和贵族王公的强烈反对，由于秦孝公重用商鞅而不疑，终使西秦称雄于战国；唐贞观之初，求治之道，人人议论，纷争不一，而魏征与唐太宗李世民，道德同一，契合而行，车成贞观之治。唐代宗广德、大历年间，宰相刘晏以平准法理财治国，革除时弊，扭转了“安史之乱”后国弱民贫之状，卒因见疑于皇帝，遭杨炎构陷而死，新法遂而败亡；就是本朝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所倡导的新法，不也因为仁宗皇帝的突然转向，导致君臣失契而归于失败吗？天下的任何事情都是有理可寻的，通晓了这个道理，就可以算作贤人了。君臣契合，可以与天地同德，可以与日月共明，可以与鬼神合其吉凶，“尧舜之世”和“先王之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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