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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儒家名教试图援道入儒为名教的合理性提供新论证极力挽救和重振儒学。”
“中平元年黄巾起事西凉边章韩遂起事中平六年董卓进京、祸乱社稷从初平年间开始袁绍、刘表、曹操等人又互相混战这些人表面上高唱着礼法名教实际上却干着种种卑鄙无耻的勾当把儒家学说的仁义道德作为自己篡夺社稷的工具肆意践踏和亵渎儒家的礼法名教。传承数百年的儒家名教之治再也无法维持天下的稳定保护社稷江山儒学随即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儒生们也因此悲观彷徨。更多人清楚地意识到儒学已经衰落、凋零正在像马融等大儒一样积极寻求挽救和振兴儒学之道。”
“儒学的生存危机迫在眉睫而解决儒学危机的办法就是儒道相融利用道家黄老之学改良经学抛弃经学中腐朽的伦理道德观恢复儒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尊崇地位从而让儒学重新焕青春重新挥其巨大的力量重新承担起振兴大汉的重任。”
李弘沉吟良久担忧地说道：“儒道两家的学说彼此对立而又相互排斥。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孔子主张仁义以名立教。道家以天道无为立论主张道法自然万物自然化生其治国理念则表现为清静无为。这两家学说有互相融合的可能吗？”
李玮想了一下缓缓说道：“儒学与道学在其核心和主旨上的确不同但从某些方面来说两者观点上又有很多近似之处尤其是黄老之学的主要典籍《黄帝四经》和儒学在治国理念上更是互通互补彼此并不矛盾。”
儒学主张的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人本主义它要求人们过着伦理社会的道德生活遵守古代圣贤的遗训克制自己的**指导自己的生活使自己成为社会上德行优良、理智坚定的善人。儒家的人生哲学在自我方面强调修身在政治方面注重德化在人伦方面恪守礼法期望人在一生中退可以齐家进可以治国平天下。
黄老之学是道家的一个学派和原始道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融铸道法兼采儒墨、名家、阴阳家等各派之长。（黄老之学不同于老庄之学这一点非常重要。）
黄老之学以“先天地生”的“道”为世界的本源和决定万物兴衰存亡的客观法则要求人们遵循它并将老子玄远的“道”加以挥广泛运用于社会、政治、人生各个方面。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但摒弃了老子消极遁世的内容将“循理而举事”的合理行为视为“无为”从而将其展为积极“入世”的治道要求统治者节欲、惠民、行仁义不要强行干扰老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以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生产的恢复、展。在政治思想上黄老之学以道家为本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认为“无为”不仅是一种高的统治之术更具有丰富的道德伦理内涵。这种“无为”非《老子》的那种绝对的、无条件的“无为”而是一种新的“无为”学说。
由此可见两者在最终目的上是一致的只不过两者实现目的的手段和方法不一样而已。
那么两者应该如何融合？在什么地方融合才能有助于社稷的振兴中兴大业的成功？对于今日朝廷来说朝廷的需要中兴大业的需要就是两者应该融合的地方。
朝廷最需要什么？
大汉律法的绝对威严令行禁止。
在皇权和相权有效制衡基础上的君权至上。
对天子和朝廷的绝对忠诚。
百姓安居乐业。
黄老之学的“无为”并非绝对“无为”而是在“法令既明”前提下的君无为（陛下垂拱）臣有为（参等守职遵而勿失）“法”具有无上的神圣性。因此君主在根据“道”的要求制订了“法”之后便应一切“皆断于法”而不应该“以私而废公”、“以我而释法”。这种不以一己之私利而废天下之公法的“公正无私”的思想在本朝初年很好地得到了贯彻例如当年孝文皇帝与其廷尉张释之在处理所谓“犯跸”案与“盗取玉环”案时所采取的态度便是这样一种公正无私的态度。朝廷所信奉的这种“公正无私”的道德思想使得大汉在立国之初迅走向了安定和繁荣。
“以法治国公正无私”是朝廷迫切需要的也是社稷振兴和大汉昌盛所世代需要的但目前的经学死死守着“以德治国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黄老之学的“无为”是以“有为”为前提的“无为”是君“无为”而臣“有为”是一种君主驾驭臣下的统治之术因此这种“无为”又可以称为“无不为”。
在《黄帝四经》看来“道”虽然“无为”但“道”却又生“法”因此作为“执道者”的君主的“无为”也应象“道”那样是在制定了法令制度后的一种“无为”。但是君主虽然可以“无为”大臣们还是必须“左执规、右执矩”以使法令得以实施。也就是说君主不要事必躬亲事事操劳要任其自然要善于利用和依靠大臣们去处理各种政事。在臣下奋有为的基础上君主便可以“无为”了但君主并不是什么都不干君主的职责是“虚静谨听”对大臣们处理政事的情况进行审察看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否名实相符并据此决定生杀赏罚。
大臣们又应该恪守哪些原则呢？一要谦虚谨慎勤于政事；二要以身作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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