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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去的宾客、幕僚一类的游士生活的眷恋，使得枚乘无法在负有专职、对皇帝严格负责的国家官吏的职位上长期待下去，这不过是大变局时代里受到怀旧惯性影响的一个小例子罢了。
公元前141年正月，48岁的汉景帝因放纵酒色在长安未央宫去世。二月，太子刘彻登基，后世称为汉武帝。十月，天朝历史上第一个年号“建元”正式诞生。此后，帝王以年号纪元，成为制度。“建元”者，兴起创始之意，17岁的汉武帝以此作为天朝历史上的第一个年号，显然是有的放矢，是以一个“崭新的新时代”为期待的。所有的诞生背后都有死亡，汉武帝的“新时代”，也是从死亡开始的。这个“死亡”，在个人层面上，是御史大夫赵绾的死；在社会层面上，则是游侠风气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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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室贵胄
召贤策试4
《求贤诏》里的驯化
新时代的气息，是从一道诏书里最先泄露出来的。登基第一年，武帝发布了一道《求贤诏》，大概意思是让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等都来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敢谏之士。史家们习惯于将这道诏书看成西汉官僚系统“察举制”的开端——但是，史家们在把玩“察举制”这类概念的时候，却忽略了这道《求贤诏》诞生的真实历史背景。先把历史的视线延长，回到汉高祖十一年。
这一年，刘邦也下了一道《求贤诏》，诏书这样说：“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吾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许多史家认为武帝的《求贤诏》是继承了高祖刘邦《求贤诏》的传统，自然，这种判断大致上是没有错的。但仅止于此，就会存在严重的遗漏——稍稍仔细研究这两份《求贤诏》的内容，即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高祖刘邦在诏书里希望“贤士大夫”能够“从吾游”，带有强烈的游侠色彩，换言之，刘邦将自己看作了信陵君一类人物，希望招揽大批的贤士大夫“从吾游”。而这个“游”字，意味着刘邦并没有将这些“贤士大夫”看成自己的臣僚，相反，游侠出身的他，即便做了皇帝，在处理帝国内部人际关系的问题上，仍然带有强烈的寄主与门客的色彩。
然而，武帝的《求贤诏》里却看不到这种游侠色彩。恰恰相反，其征召贤良方正之士，正是为了消解社会上弥漫不散的游士风气。武帝对征召推荐来的人才亲自策问，即带有很明显的“选拔”色彩。这道《求贤诏》，其实是武帝所要下的一盘大棋的第一颗落子。
高祖以游士为人才基础建立西汉帝国，此后历代皇帝对游士之风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游士是建国之基，但很显然，这么一个流动性和破坏力都相当高的群体，怎么也不可能成为守国之基，相反，其破坏性倒是一目了然。所以，当西汉王朝中央在历经文、景两朝，将最迫在眉睫的朝廷军功集团和地方诸侯王势力瓦解之后，如何消除汉代社会中普遍泛滥的游士之风，就成了当务之急。想要根除社会上的游士之风，首先要摸清楚这种风气产生的社会根源。汉代立国50年而游士之风之所以仍然旺盛，既存在对开国游土传统的继承因素，更重要的则是汉初诸侯王势力及军功集团的兴盛，在客观上产生了对游士的需求。只有消除某一现象产生的社会土壤，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一社会现象。文、景两代的努力，已经极大限度地打击了地方诸侯王势力和朝廷军功集团势力，游士的市场需求，其实已经被挤压得很小了，所以才有邹阳、枚乘等游士的悲叹。
所以，汉武帝为彻底根除游士之风而颁布《求贤诏》，显然是另有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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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贤策试4
公元30年，儒生朱浮给东汉光武帝上了一道奏疏，其中提及西汉初年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朱浮说：“大汉之兴，亦累功效，吏皆积久，养老于官，至名子孙，因为氏姓。”（《后汉书·朱浮传》）意思是说，西汉初年，在任用官吏方面，长期采取久任不换的管理模式，在某个职位上做到老死的人不在少数；有些职位甚至出现了父子相继，最后，官职名称，倒成了人家的姓氏。朱浮所注意的这一点，西汉人王嘉也注意到了。王嘉是汉哀帝时期的京兆尹，他对哀帝回顾了文帝时代的官员任用问题：“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汉书·王嘉传》）大意是说，西汉文帝时代的官吏，都是长期在任，以至于最后管仓库的官吏干脆让自家姓仓、姓库算了，这种情况，在两千石以上的地方大员里也相当普遍。
朱浮和王嘉所谈的，是比较基层的官吏任职问题；再考虑到自高祖刘邦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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