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抨击秦帝国的郡县制，坚持以诸侯分封而治天下，主张复辟。
始皇帝嬴政大怒之下治罪于孔鲋，而孔鲋则提前匆匆逃走，并带着所有儒家学派的士子躲过了始皇帝的搜捕。而到汉武帝时期，。文化上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束先秦以来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当然，汉武帝时期，汉朝亦不曾缺少法治思想。在宣扬儒学的同时，汉武帝亦采用法规和刑法来巩固政府的权威和显示皇权的地位。因此，汉学家认为这更应该是以儒为主以法为辅，内法外儒的一种体制，对广大百姓宣扬儒道以示政府的怀柔，而对政府内部又施以严酷的刑法来约束大臣。从战国时期的任侠及结客之风，可谓衰落于汉武帝时期。而这个是可谓有理有据的，（大变局前夕的怀旧
汉三年，楚汉争霸正在紧要的关头，谋士郦食其给汉王刘邦出了个馊主意：“秦朝残忍无道，伐灭六国，使六国后人无立锥之地。陛下如果能够复兴扶立六国之后，这些人必然感戴陛下的德义，愿身为臣妾，誓死效命。”一眼就看穿这是个馊主意的人是张良。作为六国旧人，复兴故业曾是张良长期的人生奋斗目标。然而，对郦食其这个主意，张良的’第一反应却是强烈否定。他提醒刘邦：“天下的游士们抛妻弃子离乡背井跟从陛下，无不日夜盼望着胜利后能够获得尺寸之地的分封。陛下今天扶立复兴六国后裔，游士们明天就会一哄而散，各归旧主。陛下还能跟谁一起去夺取天下？”
张良的这番话，既点明了汉代立国的游士（游侠）基础，也道出了以游士方式立国的一个严重弊端：游士原是依附于诸侯们的流动资源，他们强烈的流动性和自主性天然是君主集权体制的对立物。当西汉进入景帝时代，当军功老臣们基本丧失对长安朝廷的控制权，当诸侯王国再不能威胁长安中央，西汉王朝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直到迈人后世称为“常识”的君主专制集权时代，游士之风仍然无处不在，顽固地盘踞在西汉王朝的方方面面和角角落落。与后世遵循君臣父子之道的儒家士大夫有所不同，游士们没有在心中为长安的皇帝预留任何长期的“神龛”，皇帝对他们而言，从来不具备什么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地位。这一点从齐地游士邹阳身上可见一斑。
邹阳在景帝年间客游于中原梁国，不慎遭遇谗言下狱。其在狱中写给梁孝王的书信，堪称反映当时游士心态的典型范本：“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义，后宋、鲁之听，则五伯不足称，三王易为也。”意思是说，如果梁孝王能够采纳战国齐、秦王霸之道，远离宋、鲁文儒之训，则“五伯”之流何足道哉，即便是上古“三王”的煌煌伟业，也不难达成。很显然，邹阳是不承认汉景帝和他的长安中央的权威的。在游说梁孝王成为“五伯”、“三王”的背后，甚至是很明确地将长安中央当作对立面来看待的。为此邹阳大声疾呼梁孝王信士、养士、用士。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汉帝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们却固执地选择了生活在过去。司马迁把邹阳和战国著名说客鲁仲连合并在一起立传，其中即不免有浓厚的怀旧意味。邹阳、枚乘们是这个时代最出色的知识分子，但同时也是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的“遗老遗少”。他们顽固地坚持着战国时代的游士传统，当汉高祖刘邦以游侠为基础建立汉帝国时，许多游士们觉得他们的春天来了，但大一统时代的到来，早已注定了游侠的末路。游侠刘邦称帝那年，不是游侠们春的开始，而是他们秋的落幕。所以，即便是邹阳这样的资深游士，在汉景帝的暮年，也不免发出这样的感慨：“鸷鸟累百，不如一鹃。”所谓“鸷鸟”，即地方诸侯王，所谓“一鹗”，即长安未央官里的皇帝。与他一起客游多年的枚乘，也怀有同样的失落。当吴王刘濞准备举起反对长安中央的大旗时，枚乘不无悲观地说道：“拿吴国的军队去对抗长安中央，无异于驱赶一群蚊蚋去吞噬群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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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室贵胄
召贤策试4
时代变了，知识分子们却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来适应。新时代的游士不再能够像战国时那般激情地为寄主出谋划策，纵横捭阖。所以，最终让枚乘知名并使他的名字到达景帝耳边，不是因为他替吴王谋划良策，而是因为他极力劝阻吴王举兵。在新时代对政治空间的高度挤压下，游士们开始明显感觉到了游说自己的寄主们“有所为”已是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情，更多的时候，他们在劝说自己的寄主们“有所不为”。
在这样一个大变局即将来临的时代，无论是微观的个人，还是宏观的历史，都不免有着强烈的惯性。这种惯性会固执地将个人或者历史拉住，固执地让它们“怀旧”。枚乘因为劝说吴王不要举兵而获得汉景帝的赏识，受召出任弘农都尉，然而长期游士生涯的强大惯性，却让他难以在“天子守臣”这个位置上长期待下去——“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汉书-枚乘传》）。对恣意放肆、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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