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兵先胜而后求战”
秦汉时期，北方的匈奴一直对中原王朝构成巨大的威胁。
在秦代，匈奴曾一度为蒙恬所击败，逃往漠北，有十多年不敢南下。秦朝覆灭后， 匈奴趁楚汉相争、无暇北顾之机再度崛起。在其骁勇善战的领袖冒顿单于统率下，四面 出击，重新控制了中国西北部、北部和东北部的广大地区。西汉王朝建立后，匈奴依然 是汉民族和平生活的重大威胁：“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 利”，“攻城屠邑，殴略畜产”，“杀吏卒，大寇盗”，给西汉北方地区民众带来沉重 的灾难，严重危害着中国北部边境的安宁。而汉朝方面，自高祖刘邦平城被围事件发生 后，由于实力不逮，加上有诸多内政事务亟待处理，只能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出嫁公 主，赠送丝绸、粮食等物品，与其约为兄弟，以缓解匈奴的袭扰，一直蒙受很大的耻辱。
在军事上，则主要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尽量避免与匈奴进行决战。然而“和亲”政策 并不能遏制匈奴的袭扰活动，汉朝的边患依旧相当严重。 但是在另一方面，“和亲”政策也为汉王朝整顿内政、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增强 实力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文、景时期，推行黄老“无为而治”的统治政策，使凋敝的社 会经济较快地得到恢复，整个国家呈现出一片富庶丰足的景象：“汉兴七十余年之间， 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 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 马，阡陌之间成群。”（《史记·平准书》）如此雄厚的物质基础，为日后汉武帝的战 争动员和实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另外，文、景两帝在位时，即已注意军队，尤其是骑 兵的建设，西汉的军事力量也有所增强了。
就在这样的有利形势下，汉武帝刘彻登基当了皇帝。他凭藉前辈所创造的物质基础， 积极从事于反击匈奴的战争准备。在军事上健全军制，加强骑兵部队的建设，选拔适应 指挥骑兵作战的年青将领，修筑军事要道。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具体措施有：贬抑 相权，“举贤良文学”以扩大地主阶级统治基础，举行封禅典礼以提高皇帝威望，实行 “推恩法”以削弱地方势力，任用酷吏以保证专制措施畅行全国等等。在经济上征收商 人车船税，实行盐铁官营政策，以增加战争物资储备等等。经过苦心经营，全面造就了 战略反击匈奴的军事、经济、政治条件。于是汉武帝以其巨人的手臂，揭开了大规模战 争的帷幕。
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始于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共历时三、四十年之 久，其中又可以取得漠北决战胜利为标志，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而以第一个阶段为主 体。在这一时期内，汉军曾对匈奴展开三次重大反击作战（也有人称之为五大战役）， 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匈奴的南下骚扰问题。这三次战略反击，分 别是河南、漠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现将它们介绍如下： 河南、漠南之战。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匈奴骑兵进犯上谷（今河北怀来东 南）、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等地。 汉武帝避实就虚，实施反击，派遣年青将领卫青率大军进攻为匈奴所盘踞的河南地。
卫青引兵北上，出云中，沿黄河西进，对占据河套及其以南地区的匈奴楼烦王、白羊王 所部进行突袭，全部收复了河南地。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在河南地设置朔方、五 原两郡，并筑朔方城，移内地民众十多万在朔方屯田戍边。汉军收复河南地，具有重要 的战略意义： 抽掉了匈奴进犯中原的跳板，解除了其对长安的威胁，并为汉军建立了一个战略进 攻的基地。 匈奴贵族不甘心失去河南这一战略要地，数次出兵袭扰朔方，企图夺回河南地区。
汉武帝于是决定反击，发起了漠南之战，时在元朔五年（前124年）春。当时卫青任车 骑将军，率军出朔方，进入漠南，反击匈奴右贤王；李息等人出兵右北平（今内蒙古宁 城西南），牵制单于、左贤王，策应卫青主力军的行动。卫青出塞二三百公里，长途奔 袭，突袭右贤王的王廷，打得其措手不及，狼狈北逃。汉军俘敌1万多人，凯旋归师。
这一仗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朔方要地，彻底消除了匈奴对京师长安的直接威胁，并将 匈奴左右两部切断，以便分而制之。 次年二月和四月，新任大将军的卫青两度率骑兵出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 前后歼灭匈奴军队一万多人，扩大了对匈奴作战的战果，迫使匈奴主力退却漠北一带， 远离汉境。这就为汉武帝下一步实施河西之役并取胜提供了必要条件。
河西之战。河西即现在甘肃的武威、张掖、酒泉等地，因位于黄河以西，自古称为 河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