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半岛上南北居民因原始的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的差异，尽管后来经过长期的阿拉伯化的统一治理，并用强大统一的伊斯兰教作为共同的宗教信仰，时至今日也没能弥合时历千载的纷争战斗。以穆罕默德的权威所建立起来的“乌玛”最初将犹太人纳入其中，然而很快他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便在现实的冲击下所破灭，犹太人依然回复到世仇的地位。古埃及科普特人在希腊人侵入后依附了基督教，在罗马人入侵后一度依附了伊斯兰教，后又回复基督教。但在西欧十字军以解放东方受难基督徒的名义进行东征时，科普特人和***又共同抗敌，并肩作战。其民族最核心的价值认同部分并没有因为长期接受外族统治而发生质的改变。这些事例是宗教传播与发展中受传播规律性制约的必然结果，以目前人类的全球化认知的能力还远远不能超越。
但我们以这样的规律来考察中国佛教的传播，却出现了与此完全不同的情况。在中国，大江南北，左东右西，佛教东来如春风拂面，徐徐渗染，民皆乐观其成。上至皇室，下至贫民，无不欢欣鼓舞。而且是一旦传入后便生生息息，蓬勃发展，一脉流传，从不中断。这个过程从来都是和平的、非暴力的、自觉的，没有任何外族武力的压力和民族生存危机的逼迫。奇怪的是中国人对这种所谓外来宗教为什么会采取这种有违一般规律的态度，听之任之，心甘情愿地自愿接受异族宗教的洗礼？而对同样是异族宗教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却采取全然不同的态度？以中国人的大度、海纳百川的能力作为理由，显然苍白无力并且毫无道理可言。这个中华文明发展史中的独特现象，迄今为止还没有引起任何人的质疑，说明习惯势力多么可怕。今日由我提出，应当对此进行认真的反思和研究。这个问题事关中华文明发展史中核心文化的流传过程和范围，必须要搞清楚。希望中国的佛学家、史学家、考古家等，都能开动机器，为彻底搞清这一问题贡献力量。最近有报道说韩国人有人研究说释迦牟尼是韩国人，中国的史家多认为是一种不严肃的恶搞。他们不了解，韩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已经有所觉察，有相当的学术敏感性，找到了问题的一个方向。但他们要将此说研究的自成体系，却是不太可能。因为种种的证据，都是指向中国华北一带的考古成果，和韩国尽管有些关系，但韩国却并不是本源。
在我看来，佛教进入中国后的种种表现，并不是宗教传播之中的一个特殊的个别现象，也并不是中国的民众对外来的文化抱有大度的宽容之心，虚心好学，而是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佛学的根本文化内核，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本来就是同质对接的，因而很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也很自然能在中国得以传承和发扬。佛学的哲学基础、民族学基础都在中国。佛学的根源本来就在中国。
佛教的发源地为喜马拉雅山南一带，当地的居民在雅利安人进入前都是操汉藏语系的民族，时至今日这一地区还有不少说汉藏语系的民族，广泛分布在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国。这些古代居民的文化当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是古印度哈拉巴文化的主人。这个古文化的主人在史界还没有一个清晰的结论，但都认为不是雅利安人所创造。西方的专家认定是泰米尔一系的人，没有什么证据，只是用简单的逻辑排除方法来推测的。这一地区古文化具有很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根据我的研究这一文化的主人其实是由中国华北一带迁移过去的中国人。
在雅利安人自伊朗高原进入印度半岛之后，和这些讲汉藏语的当地民族有一个明显的冲突过程。古印度人信仰多神教，其中的猎神是相当重要的神祗。这个猎神在雅利安人进入后并没有消失，而为婆罗门教所继承，成为湿婆天的原形。婆罗门将湿婆天称之为“湿婆兽主”，身边多有各种野兽相伴，以突出其对野兽的控制能力。其具体的形象，和中国的梅山猎神一个样，脑门上都长着独特的第三支眼。历史上有关古老的三眼神话都是出自中国江汉地区，而古印度大神的形象具有如此鲜明的中国色彩，说明在很久远的年代里，中国文化就早已流传到古印度了。
古印度居民早在雅利安人侵入之前就已经完全实行了相当成熟的农生产方式，圈养家畜。在农业的生产上，实现了水利引水灌溉，建设有成体系的堤圩。当时也有了历法，其历法和中国的古太阴历没有什么区别。后来还有了十二生肖，也和中国的一样，只不过因为雅利安人的进入后将中国因素的虎换成了雅利安因素的狮。郭沫渃把十二生肖说成是巴比伦的东西，是个错误。十二生肖中所蕴含的阴阳运行思想是纯中国化的。因为社会生产已经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社会上已经出现自由的个人修行者，专门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