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小区的商业街上，我突然想发火，说了句：“你们都不是东西！”我扔了孩子的书包，拉着孩子的手往前走，没人管我们。
第二天天蒙蒙亮，我去书包丢的地方，看到一个店门口靠着孩子的蓝色米奇书包，里面什么都没少，我拿着书包，回去放在家里，小圆又背着它去幼儿园。
清明节到了，我想小长假后去局长那里谈一谈，要求回去工作。
放假前，母亲乘火车到银湖，直接从火车站坐公交车到东塘路下，顺着C区走到幼儿园，要接孩子到田岗村，我在幼儿园门口等着她，孩子出了幼儿园大门，母亲拉着小圆的手去公交站台，她们要坐两班公交车，转车走很远的路才能到。
我往回走，到了自己的家。
我很久没买衣服了，想假期去商场买一件好看的衣服。可不幸的事发生了。
晚上，我的幻听症状出现了，单位同事的声音在我耳边绕来绕去，它们干扰着我的睡眠、我的思想、我的行动。
好不容易天亮了。
我穿了件长的黑色风衣、米色长裤，里面是灰色的中领毛衣，脚上是一双单薄些的棕色的皮鞋。
风刮着，当地有种树，高大，当作了行道树，清明节开出大白纸一样的白色的花，花正是落的时候，风沙卷起来，路边有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头弯下腰，跟在一朵大白花后面撵，想拿住它。
我神思恍惚，不知道该乘出租车还是坐公交车，一辆出租车在旁边停下了，下来一个穿着毛茸茸衣服的年轻女孩，我厌恶，挤上了公交车，车开到快到父母家的时候，车上一个穿红衣服的男人吓住了我，我感觉他要贴近我一样。
他坐到我旁边，我警惕着，胆颤心惊，下了车，我走到村子后面父母的家里，已经中午了。
第一天晚上我就受不了了，声音缠绕着我，我想大叫，忍着，泪流满面，我迅速记下自己的思路，写在一张作业纸上，看完了，知道原因，又撕了它，怕自己受刺激，我在纸上写了一个英语单词“bureaucracy”,平静了一点，我长期被剥夺了动脑的权利，整个人想爆发。我又写了“financial”,我靠背单词来激活自己的大脑，让它不发疯，我没有叫。
我知道，曾经发生的不快乐的事逼我成了这样，我的面目表情都变了，像是无数个人面目表情的组合体，我知道，我必须工作。
第二天，我默默地下楼，和父母打了招呼。
我到了商业步行街，走的方向和人流的方向是相反的，我怕人袭击我。
在商场里，我在一个叫“KAKO”牌子的服装专柜那里看了看，买了件灰色中袖的毛衣，八百块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舍得的，我试了，很合身，我很满意，我打算好了，胸前系上丝巾就行，就用那条买雅芳化妆品时店家给的赠品，丝巾是蓝色的，有嫩黄色的花纹。
我带着衣服回了家。
孩子还在父母那里，小长假的第三天傍晚，父亲把小圆送回来了，我看着新衣服，心里有些些快乐的感觉。
我打局长的电话，他知道是我后，很干脆地答应了我的请求，让我第二天到局里去。
阳光四射，我到了局里，门关着，我穿着黑风衣，站在墙边等，局长来了，我跟他到了办公室，他说你还去原来的部门吧。
我看了看原来的办公室，只有两张桌子，两个人在里面，我不知道局长的意思是什么。刘兵过来了，说：“田意，你好！”“你好！”我回他。
刘兵走了，一副报歉的样子。
我进其它办公室，和程冰打了招呼，还有副主任他们，他们像看到很久没见到的人一样，比较兴奋。
过了一会，我走了。
我还是没有工作，我只好在家里写文字打发时间，时间长了，也适应了，就这样，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我也没察觉到我的病是不是在恶化。
孩子从幼儿园终于到了小学。
她八岁了。
我给她买了新的书包，新衣服，送她去一年级。
3
九月份，我睡觉，接孩子。
十月份，一个星期六，我带小圆去父亲那里，我穿了旧的蓝毛衣和白衬衫，下面是牛仔裤和棕色的平底球鞋，背了长长带子的挎包，上班的时候我拎着它，现在只好挎在肩上。
父亲出门，把门砰地关上，我和孩子呆在房间里，我突然想打电话给弟弟。
弟弟接了我的电话，我带着哭音，说同事的声音总是纠缠着我，弟弟说你的同事没必要对付你。
他恐怕意识到我精神状况出了问题，语气很轻松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