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屉里都有宇儿赢回来的弹珠。母亲骂他“不务正业”，天天放学后等天黑才回家，口袋脆响。
等我们玩够了，老师也该来了。总有一个小懒虫睡过了头，脸都顾不上洗，抓起书包就往学校冲。一进校门，赶快报告：“老师来了！老师来了！”一听这话，正在玩的人慌了手脚，匆匆收拾好橡皮筋、毽子、弹珠等，争先恐后跑回自己的座位，翻开书包，拿出皱巴巴的书装腔作势“唱”起来。我们读书不是读，是唱。每一句唱出来都是同一个调子，升调。老师怎样教，我们怎样学。反正，谁都不知道书到底该怎么去读。全班同学都“哇哇哇”地唱书，唱着唱着就唱到一起去了，成了大合唱。
一年级时，学过一篇课文，叫“鹅、鹅、鹅”。只要是接受过一年级教育的，都忘不了它。老师领着我们唱——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课文下面，有只鲜明的大白鹅。唱完，老师下令：一个早上背会，不会背的中午不许回家吃饭！于是，我们伸长脖子，扯开嗓门，大唱特唱起来。它的意思谁都不知道，我以为是首歌。母亲一有空便教我唱歌，只要是歌词，我学两遍就会了。所以，“鹅、鹅、鹅”不在话下。
那个小学里，每天中午，都有当爹的或是当娘的端着一碗饭送到教室的窗户底下，隔着窗子递过去，看着因不会背书被留下的孩子吃完。里面一边吃，外面一边骂：“人家的孩子都会背，你咋不会？整天只记着贪玩，不知道学习，好好玩去吧，让你小学都毕不了业！”
还有那个向我们报告“老师来了”的孩子。他在路上一准挨骂了。老师见他从一旁飞窜上来，便冲着屁股蛋子骂：“跑快点！迟到了！不知道抓紧时间！”他连听这些的时间都没有，只知道傻傻地往学校跑。我们的老师，除了校长，剩下的都是一个村的。在学校里叫“老师”，一出校门就排上了辈分，“大爷、大叔、婶子、大娘”地叫得复杂得很。
５
那么一大群妇女媳妇们围在四叔的门口，指指点点。母亲叫上我：“走，明明爸妈还有他姐姐都回来了，你还没见过小君呢！”只要说是看希奇，我从来不会拒绝。
明明的姐姐叫小君。
大老远就听到了四婶与众不同的笑声，她的声音很尖，高声笑起来，只觉得淫荡。邻人们都说她放荡，半夜里常莫名其妙大笑，放肆得很，没有一点规矩。这是她入狱期间人们背地里的话。说这话的女人更多是处于嫉妒，也许。四婶是郑州人，相比于村里的媳妇们，她算是出身“贵门”，见过世面。谁不嫉妒？入狱前，长嘴妇们贴着屁股巴结；她一入狱，这些人又是幸灾乐祸。
“城里的孩子就是不一样，白白净净的，多招人喜欢！”说这话的人是快嘴婆。
“还是人家生的好啊，你咋没这这种本事？”一个男人打岔道。
“把你的种借给老娘用用，老娘就给你生个小儿子出来！”快嘴婆不避人嫌，还嘴道。
“荒了你！”人缝中有个小女人尖尖地骂了一句。看来那男人是她的主儿。
见撞到了枪口上，快嘴婆锁上了嘴巴。她那张嘴，一天到晚闲不住。
母亲拉着我挤到跟前，看见小君背了个红色的双肩包——之前我从未见过的。她背对着人群，低着头，用脚尖去刨墙根的土。她的脚上，穿着一双红皮鞋。小君的身上散发着一种完全陌生的气息，我站在她跟前，很羡慕。我想要她头上的蝴蝶结、双肩包、牛仔上衣、碎花裤子、还有红皮鞋。她浑身上下的东西，我没一样不想要。
四婶发现了我：“小君，快把你给妹妹带的头绳给她。”
小君放下书包，从里面摸出一条一尺来长的绿丝绸头绳，交给四婶。四婶又转头递到我手上。我捏着那根头绳，听见有人说：“克克可正有福气！”我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捏着那根头绳，我恨不得头发马上长起来。小君低着头，斜着眼在看我。
几天后，我去村里的小卖部给父亲买烟，见柜台上摆着一把花花绿绿的头绳，其中就有我的那种。“这怎么卖？”我问。“一毛钱一尺。”卖东西的人回答。
大伯母与二伯母夜里去了四婶家。有人听见她俩敲门，喊了一声四婶的名字。第二天一大早，四婶就直闯到我家的院子里，叉着腰叫：“蛮子！给我滚出来！”我听到骂声，连忙从屋里跑出来：“四婶，你凭什么骂我妈！”
“哟！还知道护着你妈呀，把头绳还给我！”四婶竟向我讨还起东西了。
我一赌气，返身进屋，拿着头绳出来，扔给她：“不稀罕！”
“杂种！”
四婶狠狠把头绳缠在手上，想把它绞断一样。
“我妈不在家，你别在我家院子里站着骂人！我妈又没惹你！“
“我就是要骂，今天我一直要骂到她听见！“
“你再不走我就出去叫我爸爸！”
四婶再不讲理也不会真的跟我这个毛孩子较上劲儿。我毫不怕她，在心里看不起她。她又气又恼地走了，嘴里依然骂骂咧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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