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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人们感到惊愕,联系到皇上登极一个月来出现的种种怪现象,舆论顿时哗然。皇上虽然身体羸弱,但并非病入膏肓,假如没有郑贵妃的八名绝色美女,假如没有崔文升进奉的大黄,假如没有李可灼进奉的红丸,断然不至于短短一个月就一命呜呼。
显然有人对于他登上皇帝宝座,有所不满,采取这种方法,把他拉下来。而时间只有一个月,短暂得不同寻常!
一切的怀疑都集中到了郑贵妃身上。
文秉《先拨志始》如此概括当时外廷大臣议论的焦点:‘宫中(郑贵妃)蛊进美女,上体由是虚损;御医药内阉崔文升复投相反相伐之剂,给事-中杨涟已具疏论其合谋弑逆。至是,以服(李)可灼药,遂至大故。籍籍之口,遂渐不可解。‘这段话言简意赅,却抓住了所谓红丸案的要害。
其实朱常洛之死完全是人为安排的三步曲:第一步用八名美女使他身体亏损;第二步用大黄药使他身体虚脱;第三步用红丸加速死期到来。所谓红丸,是红铅金丹,又称三元丹,由红铅、秋石、人乳、辰砂炮制而成。大黄性寒,红铅性热,两者同时用于纵欲过度的身躯,结果只能是一命呜呼。稍懂药理的人决不会采用崔文升、李可灼的药方,来治朱常洛的疾病。对此,御史王安舜弹劾李可灼的奏疏分析得很清楚:‘先帝(朱常洛)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紫赤,满面升火,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疹,几何不速亡逝乎!‘
崔文升、李可灼已经暴露在外,人们在寻找幕后策划之人,不约而同地集中到郑贵妃与方从哲身上。郑贵妃的嫌疑最大,自然难脱干系。方从哲又有何相干?这当然是人们从他在处理此案的态度上推论出来的。当王安舜弹劾李可灼‘庸医杀人‘之罪时,方从哲仅仅票拟‘可灼罚俸一年‘,以后又改为‘驰驿回籍‘。简直轻描淡写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似乎有意包庇。当御史郑宗周奏请‘寸斩崔文升‘时,方从哲又从轻票拟:‘着司礼监议处。‘这简直是在开玩笑,崔文升本人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任御药房太监,‘着司礼监议处‘岂不是让他们自己处理自己!于是,议论蜂起,群情激昂,以为崔文升、李可灼罪责难逃,而方从哲千方百计予以回护,难免有同党合谋之嫌疑。
郑贵妃进奉美女,又指使崔文升进药,蛛丝马迹暴露无遗,但李可灼是否受她指使,在已有的文献中找不到依据,人们只是猜疑而已。至于方从哲是否合谋,也缺乏直接证据,但是他作为政府第一把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毫无疑问的。给事中惠世扬就这样指责方从哲:‘郑贵妃包藏祸心,先帝(朱常洛)隐忍而不敢言。封后之举,满朝倡仪执争,(方)从哲两可其间。是徇平日之交通,而忘宗社之隐祸也‘;‘崔文升轻用剥伐之药,廷臣交章言之,(方)从哲何心加曲庇‘云云。礼部尚书孙慎行、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等有影响的大臣也纷纷追究方从哲的责任,一时间沸沸扬扬,置方从哲于百口莫辩的境地。
幸亏内阁次辅韩■上了一个奏疏,把红丸呈进的经过公之于众,与闻其事的张问达(新任吏部尚书)、汪应蛟(新任户部尚书)证实了韩煽的说法,才使方从哲摆脱了困境。不过,郑贵妃在红丸案中所扮演的脚色,始终留在人们的怀疑之中。
一系列离奇蹊跷之事,接二连三的发生在明神宗死后一个月之中,看起来似乎与他无关,其实不然。人们透过历史的迷雾,依稀窥见明神宗阴魂不散,郑贵妃正是利用明神宗生前对她宠幸的特殊地位,摆弄着即位仅仅一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的命运。因为这种关系,朱常洛虽然登极当了皇帝,仍然未能摆脱笼罩了他几十年的厄运。对于他而言,当太子固然不易,当皇帝则更难。皇帝的宝座似乎与他无缘,仅仅坐了几天,就一病不起,一个月以后病故,皇帝宝座传给了他的儿子——明熹宗朱由校。
郑贵妃的疑点却由于后来的‘移宫案‘,而愈发明朗化。她在被迫从乾清宫搬往慈宁宫以后,把赌注押在李选侍(明熹宗朱由校的养母)身上。朱由校的生母王才人死后,明神宗疼爱长孙,命李选侍抚养。李选侍与郑贵妃关系密切,郑力图为李请封皇后,李则为郑请封皇太后。此事还未办成,明光宗驾崩,册封企图落空。照例李选侍应该从乾清宫搬出,但是她效法郑贵妃的榜样,赖在乾清宫不走。其意图很明显,迫使朱由校在即位后,册封她为皇太后,郑贵妃为太皇太后,由这两个女人实行双重的垂帘听政。据许熙重《宪章外史续编》记载,朱由校即位后说,李选侍命太监李进忠(后来改名为魏忠贤)传话:‘每日章奏,必先奏看过,方与朕览,即要垂帘听政处分。‘为此,郑贵妃与李选侍合谋,把朱由校控制住,目的就是垂帘听政。正如《先拨志始》所说,郑、李二人‘欲邀封太后及太皇太后,同处分政事‘。由于杨涟等大臣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李选侍移宫,粉碎了她们垂帘听政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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