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恶行，神憎鬼厌，自有取死之道！”
唐众道：“这么说，周司刑是同意我御史台的意见了？”
周澈马上摇头道：“某同意御史台对王逸不义在先，自有取死之道的看法，但是在量刑上与御史台又有不同！”
他看了看张谭和唐众，朗声道：“法理不外乎情理。情与法，互为轻重，那么谁轻谁重？什么时候轻什么时候重？什么时候不会因为严肃执法而伤了伦理道德，什么时候不会因为重视伦理道德而忽视了国家刑法？”
他左右看看，又道：“这就是我们法官的责任了。区别不同情况，或者法就于情，或者情让于法，或者情法各让一步，以求和谐。”
唐众立即插口道：“我御史台建议减刑，正是这般想法！”
周澈马上响应道：“御史台能基于这一点考虑减刑，某赞同！不过某之所以坚持常威应无罪开释，自有某的道理！”
他慢慢站起来。说道：“朝廷之法，素来重名教。所以，尊长与卑幼发生骂、殴、伤、杀等事时，卑幼一方承担更多责任！父母若殴杀子女。为子女者不能举告父母！父母杀了人，子女也不能告。
可是如果母亲杀死父亲，依我朝律法该当如何呢？两位熟谙律法，应该知道，那时，不论是嫡母、继母、还是慈母，作为子女的皆不再受子孙不得告祖父母、父母禁令的约束，也不再履行为尊者讳的义务，可以而且必须向官府告发！
父亲也是尊长，母亲也是尊长，何以如此呢？因为同为亲情，父亲重于母亲，所以，于孝行之中，又加了尊卑的考量，父亲之亲尊于母亲之亲，因此母杀父，则应当举告。张右监、唐御史，本官说的对么？”
张谭和唐众犹豫了一下，勉为其难地点了点头，本朝律法如此，他们也辩驳不得。
周澈又道：“我大汉律规定，祖父母、父母被人殴打，子孙当即殴击对方，若打伤对方，比照普通殴伤罪减一等处治。某想请教两位，他人殴打了自己的父祖，自有官府衙门可以惩办啊，告到官府不就行了，为何律法规定子孙应该马上还击解救尊长呢？”
唐众道：“这是因为做子孙的，有对尊长尽孝道的义务。眼看尊长被殴打，却不施救，只等事后举告到官府，这为人子女的孝道何在？若因有官府庇护而放弃孝道伦理，难道立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败坏道德吗？不过…”
唐众皱了皱眉，道：“不过这与你我所议有何关系？常威救父，我御史台本就认为理所应当。只不过，救父固然是出于孝道，当时却非一定要杀人才能救父。杀人就是违法，救父乃是行孝，所以御史台取折衷之策，建议减刑，有何不对？”
说到这里，两人不知不觉间，已经把廷尉府丢在了一边。本来是死罪、减刑、无罪这样三个话题，在周澈巧妙地诱导下，已经把死罪抛到了一边，变成减刑和无罪之争了。
周澈道：“我举此例是想说明，律法是人设立的，所以它不可能尽善尽美，总有一些设立律法的时候不曾想到的问题，当律法明显有悖于道德伦理甚至情理的时候，一味坚持法律是很荒谬的，这么做甚至是背离了设立法令的初衷。”
张谭冷笑道：“任你口才了得，不过是想为常威免罪罢了！礼法二事，王教大端。周司刑，这桩杀人案，若据礼经而放人，则律法形同虚设！若依律法，则杀人者当死！礼与法，皆为王道，你如何取舍呢？”
唐众一听，赶紧推销自己的减罪论，接口道：“所以说啊，常威不救父，则有悖孝道。为了救父而杀人，则手段过激，若不惩处，来日必有人恃礼教而犯国法。我御史台主张轻判，即彰扬了孝道，又使人不敢轻易违法！”
周澈道：“唐御史谬也，张右监更是大谬。为什么这么说呢？盖因律法与礼教之上，尚有大义与小义之权衡。比如说，我大汉律规定，有人犯罪，你若知而不告，便是有罪！但是犯罪者是你的祖父母或父母时，你告了反而是有罪了，这就是因为涉及孝道。
看见外人犯罪，你不告有罪。看见你的祖父母或父母犯罪，你告了有罪，要判你绞刑的；然而，若是你的父母或祖父母所犯的是谋反大罪时，规定又是一变，这时候告了无罪，不告则有罪了，何以如此？”
周澈扫了他们一眼，咄咄逼人地道：“为什么同样是祖父母、父母犯罪，前者告了你有罪，因为你不孝。后者不告你有罪？因为这是谋反！谋反，受害者是千家万户，所以你一家一姓的孝，要服从天下人的公益。
可见，律法与道德伦理产生抵触的时候。一般要迁就于道德伦理。可是这个范围只限于一家一姓之间的法律和道德伦理，如果犯人的罪行损及天下人如谋反大罪，则律法要置于孝道之上，纵是子女也该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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