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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面，若象蔡京那样，俺们就是小人，一抹黑到底，又不会有这么严重的情况。
正是因为心底一份良心，不想苛民，不上不下的，就象马英九那样，想两面讨好，最后两面都未讨好。统派不服，独派不满。很客观的评价。
郑朗说过后。才说第二次改革。
不过文彦博提出来，不管他是什么用心，皆是一件好事。
史上赵顼肯定不懂，现在赵顼天天听郑朗讲，还有他用王旦的事说文彦博后，郑朗又进讲，陛下，你那样说不对。王旦非是不进谏，关系那时真宗执政已经堕落，寇准闹都没有成功，况且性格柔弱的王旦。强谏，面对一个不会听的真宗，还有丁谓王钦若等权臣，王旦必会失败，离开朝堂。若王旦离开朝堂，国家政治会更坏。正是因为王旦在朝堂平衡着，真宗晚年虽亲近神仙，国家仍没有出现大麻烦。
郑朗说得急，说漏了嘴。说了一句，陛下，若换臣在那时，肯定会在失望之下，努力进劝不听后，离开朝堂归隐。仅凭此条，王旦胜过臣远矣。
前面说完，后面赵顼盯着郑朗。
高滔滔在屏风后呛得咳嗽。
郑朗讪讪道，陛下，莫要想左，先帝也想有做为，只是身体不好，影响了执政能力，那时臣丁忧在身，无奈也。
赵顼不会相信。
但郑朗教赵顼就是这些道理，每次侍讲，他从来不讲经义，讲经义的大臣太多了，不需要他来讲，而是讲这些治国用人看人的道理。
比如改革，是改革，非是革命。
革命是颠覆性的，武则天用了革命二字，杀了几万几十万人，还不叫革命，至少称为不彻底的革命。改革不同，性质比较温和，必须要团结大多数人，特别是权贵。
文彦博提出来，第二波改革就能让文彦博参与，虽对文彦博赵顼也不满，但不能因为自己喜恨用人。文彦博影响力非同小可，若有他参与，第二波改革难度会减轻许多。
听文彦博讲完后，赵顼夸了一句：“文公，所言乃是良言啊。朕回想了一下，去年直接间接用于军费的开支达到九千余万之巨。不整治是不行了。”
没有提韩琦之错。
但是上有所喜，下有所投。
接下来赵顼接到许多弹劾书奏。
有好几个原因，第一个韩琦当初的种种做法，确实让许多人心中不满。韩琦贬出朝堂，不满的情绪减轻了。一度郑朗发起改制，居然许多心思不纯的官员想到韩琦好处。
但还有原因，韩琦总掌陕西五路安抚经略使，也就是执掌了陕西五路所有军政财大权。陕西开发成熟，某些方面形成自我供给循环，这不是最可怕的，可怕有乃是军队。
各种军队达到五十万人，若不是郑朗将十六万义勇裁去，军队数量能达到六十多万人。
是文臣，文臣也不行。
想一想郑朗在两广的下场，两广离京城有多遥远，军队又有多少人？正是因为执掌了所有军政财大权，言臣不停地叽叽喳喳。最后逼得赵顼不得不让步，让郑朗领荆湖南路一路军政财大权，对北路的军政财权只有兼管权利，没有直控权利。那是在做什么，大开发，为国家做百年大计。
韩琦无功有错，凭什么执掌陕西五路的军政财权？
有功，顾命之功，这是好听的说法，不好听的说法就是政治投机，小人之为！
第三个原因，一部分大臣不欲多事，这类大臣还不在少数，俺不是投降派，不是苟和派，但国家现在这种地步，不以内治为主，为何在西方生事？一个简单的道理。越软弱越有人欺负。越怕事事情越上门。但就是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似乎自宋朝起，一起糊涂了，最简单的例子。交趾一度很安份，但那个安份乃是南宋与朱棣打出来的安份。不但以后，眼下郑朗讲破了嘴皮子，还有许多士大夫继续想以和为贵。和平发展！
这部分人对韩琦西进也产生了不满。
第四个原因，就是一些有良心有远见的大臣，确实与仁宗中期相比，军队混乱，用度惊人，不治理不行，提了一些宝贵的意见。
前三类郑朗看也不看，直接让它们存档，看的乃是第四类。
但在陕西，韩琦觉得很冤。自己来陕西做了什么？什么也没做。不过就是筑两个堡城，能用多少兵力与财帛。凭什么对我上纲上线？还有文彦博，你也太恶毒了吧。
这中间皆低估了梁氏的疯狂。
筚篥城成，赵顼赐名为甘谷城。梁乙兄妹恶其控扼要害，使西夏势力不能向南蔓延，于是派了几千名兵士悄悄来到甘谷城下，袭之。杨文广筑好城后离开了，守甘谷城的乃是秦凤都监张守约。
因为城防还没有到位，张守约不守反而出城迎战。夏兵看到宋军出城而战，只有五百名宋军，大喜，兵分两路夹攻。张守约亲自挺身立于阵前，擂鼓助威，宋军强弩劲发，西夏军队真正夏军很少，多用的乃是各族蕃兵。与西夏军队一样，论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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