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这个古老的城市，就这样和他的命运、和他们军的命运紧紧联在一起了。
河南民权车站月台上的那一幕，是他一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更没想到，他会在军列前方那个叫做徐州的北方古城结束他做为一个中国军人的战斗生涯。
他问那个年轻的军官：
“台儿庄不是大捷了么？李长官会真吃不消么？”
那年轻军官叹了口气，附在他耳边低声道：
“情况不妙哇！老兄！台儿庄一战之后，日军又集中八九个师团的兵力在鲁南，板垣的五师团、矶谷的十师团、土肥原的十四师团，都来了；另外还有刘桂堂、张宗援等部的伪军，总计投入兵力估计已有二十万以上。台儿庄再次吃紧，老兄，看光景要大战一场了，蒋委员长这一回是下大决心了。”
他的热血一下子冲到了脑门，脱口叫道：
“妈的，早该好好打一仗了！伙计，瞧我们怎么用大炮轰他们吧！”
站在缓缓启动的列车上，他还在向那个年轻军官招手哩。
军车开到车福山车站停下了，那是四月二十二日深夜。拂晓，部队奉命渡过运河，其时，东南方向枪声大作。随即，他们团在一个叫陈瓦房的小村前不期与攻人之敌相遇。由于没有准备，仗打得不好，弟兄们伤亡不少。后来，他才知道，那工夫，汤恩伯军团所属各部已在日军攻势之下向大良壁东南溃退，左翼陈养浩部已退到了岔河镇，整个正面防线形成了一个大缺口。为了堵住这个缺口，继陈瓦房之后，邻近之邢家楼、五圣堂又展开激战。
激战初期，他和他的弟兄们情绪是高昂的，他们都下定了作为一个中国军人以死报国的决心。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进行的这场战争，是关乎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的大搏斗。
他曾在陈瓦房看到过一个牺牲了的连长的遗书，那遗书上的话使他久久不敢相忘。
遗书是写给新婚妻子的，其中写道：
“倭寇深入我中华国土，民族危在旦夕，身为军人，义当报国，如遭逢不幸，望你不要悲伤。如我们已有孩子，不论男女，取名抗抗；只要我中华民族众志成城，万众一心抵抗下去，则中国不亡，华夏永存！纵然是打上五十年，一百年，最后的胜利必是我们的！”
血与火的考验就这样开始了。
从四月二十二日的遭遇战打响，到五月十九日徐州失守，他们团在几场激战中死亡过半，死神两次扑到了他身边。一次是在禹王山，一颗炸弹落到了前沿火炮阵地上，在前沿指挥所指挥战斗的一位连长在他身边壮烈殉国，他被炸起的黄土埋了起来，侥幸没有中弹。一次是在那个被俘的刺槐树林，日本人的机枪组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火力网，呼啸的子弹雨点般地飞，身边许多弟兄都倒下了，他军帽和裤腿上被弹头穿了两个洞，竟又没有中弹！
二十七年的五月十九日对于参加徐州会战的五十万中国军人来说，是一个灾难的日子，而对他个人来说，则又是一个侥幸的日子。
其实，五月十九日他不该留在徐州，他们军也不该留在徐州。在台儿庄、禹王山一线的长达二十七天的战斗结束之后，他们军伤亡惨重，从云南拉出的四万多人，只剩了两万人，部队必须休整。五战区长官部下令交防，五月十四日，全军撤出防线，由贵州新编第一四○师接防。不料，五月十八日，五战区长官部突然下令，要他们奔赴徐州，参加守城之役，并掩护鲁南兵团撤退。就这样，他们陷入了日军的重围。
他们是五月十九日拂晓进入徐州的，这一日，战争机器在徐州古老的土地上高速运转着，千万人的性命在这部机器的辗压下化作了尘埃。空中是日军飞机的轮番轰炸，地面是火炮、机枪、坦克的铁壁合围，聚在徐州的所有部队全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五月十九日的阴影从他们踏入徐州市区就朦朦胧胧感觉到了。
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战争陷阱。五战区长官部已经撤退，徐州处于弃守状态，鲁南二十几万大军挤在徐州市区至宿县的公路上、麦地里汹涌南流，像泛滥的黄水。市区的路边到处摔着废弃的火炮，砸坏的枪枝，烧焦的被服，发臭的死尸，整个徐州古城都在轰轰烈烈的爆炸声中震颤。
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为了向最高统帅部做最后的交待，令他们于徐州失守时进行游击战，并将徐州中央银行未能搬走的钞票二十二万元法币拨给他们作为军饷。长官部声称徐州防线固若金汤，徐州九里山国防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