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漫长的时光中，有多少像我们这样的人在上面作为祭品牺牲呢？
“结果呢？”我终于问出了这个最致命的问题。
格莫夫又摸出一支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没有说话。手电光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他还是使我想起了张彬，想起了他讲述自己那对一个球状闪电研究者来说难以言表的痛苦时的样子。于是我替格莫夫把话说了出来：
“从来没有成功过，是吗？”
但我立刻发现自己想错了，格莫夫笑了笑说：“年轻人，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福尔摩斯说过，案件不怕离奇就怕平淡，平淡无奇的案子是最难破的。如果三十年的研究没取得一点成功，那这事就太离奇了，这种离奇会激励人们干下去。可悲的是，现在连这种离奇都没有了，只有让人心灰意冷的平淡。我们成功过，三十年间成功地产生了二十七个球状闪电。”
我和林云再次被震撼了，一时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格莫夫又笑了笑，“我能想象你们俩此时不同的感觉：少校肯定高兴，因为军人只关心这东西转化为武器的可能性；而你呢，则悲哀，就像斯科特到达南极点时，看到阿蒙森留下的挪威国旗时一样。但你们这些感觉都没有必要，球状闪电仍然是一个谜，现在对它所知道的与三十多年前我们第一次来到这里时一样多，我们真的没有得到什么。”
“这如何理解呢？”林云惊奇地问。
格莫夫缓缓地吐出一口烟，眯眼看着光柱中那错综变幻的烟雾，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中。
“第一次成功产生球状闪电是在1962年，也就是研究开始后的第三个年头，我亲眼见到了它，在雷电模拟器的一次放电后它出现在半空中，淡黄色，飞行时拖着一条光尾，大约二十秒钟后在空气中无声地消失了。”
林云说：“我能想象你们当时的激动。”
格莫夫摇摇头，“你又错了，当时球状闪电在我们眼中只是一个普通的电磁现象，3141项目最初并没打算做到很大的规模，当时上自科学院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者，下至参加项目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都认为，对于一个已经把人送上太空的国家来说，只要集中科研力量，人工生成球状闪电只是时间问题，事实上，研究拖了三年才出成果已经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了。当那个球状闪电出现时，我们的感觉只是如释重负，谁都没有想到，还有二十七年漫长的岁月和最后的失败在等着我们。
“我们的信心当时看起来是有根据的：同自然中的雷电不同，这次闪电产生的条件和各种参数都被详细地记录下来，我直到现在还能把当时所有的参数分毫不差地写出来。当时的闪电电流是一万两千安培、电压为八千万伏、放电时间为一百一十九微秒，总之是一次十分普通的闪电。放电时通有每秒二点四米的空气气流，功率为五百五十瓦的微波，还有外加磁场……还有大量其他参数，普通一些的如气温气压温度之类，比较特殊的如用超高速摄影拍摄的闪电路径，以及各种仪器记录的现场磁场强度和形状、放射性指标等等，当时全部的记录资料我记得有《战争与和平》那么厚，属于绝密。当时正值古巴导弹危机时期，记得纳尔诺夫捧着那一大摞资料，说：‘我们把导弹撤回来没什么，还有更能让帝国主义胆寒的东西！’当时我们都想，以后只要按这些参数重复制造闪电，就能批量产生球状闪电了。”
“不行吗？”我问。
“我说过你们想得太简单了，接下来的事情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用同样参数重复的试验什么也产生不出来。气急败坏的纳尔诺夫让试验一直这样做下去，在以后的一年中，严格地按照记录的参数，共制造了五万次这样的闪电，仍没见到球状闪电的踪影。
“应该说明的是，在当时的苏联科学界，决定论和机械论是压倒一切的思维方式，研究者们认为自然界是由铁一般的因果关系主宰着。这种思维方式是由政治环境决定的，当时，李森科[2]在学术界的阴魂不散，你在学术上偏离主流思想，虽然不至于像以前那么危险，但至少会断送自己的学术生命，像伽莫夫那样敢于离经叛道的人毕竟是少数。在基础科学和纯理论研究领域尚且如此，球状闪电研究当时被定位于应用项目，传统的直线性思维更是统治着人们的头脑。这样的实验结果是他们无法接受的，他们认为只要一次试验能产生球状闪电，以后按同样参数做的实验也一定能产生。于是纳尔诺夫对这五万次试验的结果给出了一个理所当然的解释：第一次产生球状闪电的那次试验参数记录有误。
“这件事情本来是闹不大的，完全可以在纯工作范围内解决，如果有人因此受到处理，最多也就是因为工作失职。但纳尔诺夫惯于把一切都政治化，这事给了他一个排除异己的机会。他在给最高领导层的报告中危言耸听，说在3141项目中有帝国主义间谍破坏。由于3141属于国家重点武器研制项目，这事很快引起了注意，并开始了大规模的调查。
“调查组主要由格鲁乌[3]的人员组成，纳尔诺夫也是其主要成员之一。对于后面试验的失败，他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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