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通志》之绩”是忧世之忠。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意欲删繁取要”，遂成《通志》八卷，上起战国，下达秦二世，进呈英宗皇帝，“善可以为法，恶可以为戒”，以资治道，确保万世之业。英宗欣赏其忠心，命续其书，并设置书局，准其自选助手，准其费用由大内开销，给予机构上、人事上、费用上的保证。赵顼继位后，亲自作序，以待书成，并赐以《资治通鉴》书名，令其早日完成文治上的这一壮举。
司马光忧国、忧君、忧世的忠心，坦直无隐的言论，严谨肃穆的作风，成为朝野清正官吏的典型。三十年间，他从华州判官起步，沿着国子监直讲、知太常礼院、集贤院校书、并州通判群牧司判官、判三司度支勾院、知谏院、御史中丞等台阶，一步一步地走到天子的身边。赵顼即位后，对他“敬若著龟”，不到两年时间，升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权知审官院，不仅成了年轻皇帝的老师和顾问，而且成了朝廷重臣任免的审定参与人。知遇之恩使得老司马更加忠于王事，时刻为年轻的皇上操心，以图塑新皇帝为舜禹之君。
可近一年来，司马光连续两次与王安石争论的失败，在他的心头，留下了厚厚的一层疑虑和不安……
一次是“讼案”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