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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苏辙跟随在后，依旧不发一声，不置一语，神情沉郁：
嘉祐六年，在欧阳修的举荐下，自己与兄长又参加了秘阁的制科考试。兄长入第三等，自己入第四等。兄长在呈献的《进策》二十五篇和《进论》二十五篇中尖锐指出：“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情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闽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一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甚至指责仁宗皇上“未知御臣之术”。并在“课百官”、“安万民”、“厚货财”、“训军旅”等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提出了革新主张。这些激烈的言论和改革措施，立即在朝廷引起震动，同者誉之，异者毁之，誉毁之争，使兄长以革新面目登上了朝政舞台。时韩琦为宰相，王安石知制法。韩琦认为兄长的《进策》太过激，不可留在朝廷任职。居然豪放不羁的王安石也认为兄长的《进策》“全类战国文章，多为纵横之学，”并戏之曰：“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但仍盛赞兄长大才。兄长终得调凤翔府任节度判官之职。自己却因年少狷浅，竟在试卷中指责宫中“宴饮无时、赏赐无节、优笑无度”、“尼女施粉着绣，置于殿前，状若俳优，亦类戏剧”，而闯下大祸。主考官以件触圣上主张黜名，欧阳修于一旁搓手叹息，连当时身为翰林学士的恩师范镇也感惶然。唯司马光挺身而出，极力推崇自己坦直敢言，誉为“忠君忧国”、“德才相济”、“对语切直”，而力主录取。并谏奏皇帝“若不蒙取录，恐天下谓朝廷虚设直言极谏之科，而日后将以直言为讳”。仁宗皇帝果真听取了司马光的谏言，授自己以商州军事推官。司马君实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学子肩担道义，其情可敬，其思难忘啊……
就在这“兄弟并窃于贤科，衣冠或以为盛事”的当天晚上。王安石以步代车至西冈寓所向兄长祝贺。父亲感其情谊，与王安石对饮三杯后歉谢避席，兄长遂与王安石举杯畅饮。欧阳永叔公十五年间从考场上发现收录的这两个文士学子，一样狂狷不羁，一样口无遮拦，一样胸无城府，一样以天下为己任。王安石抒发着“坐感岁时歌慷慨，起看天地色凄凉”的情怀，兄长抒发着“百年豪杰尽，扰扰见鱼虾”的感叹。诗酒通心，意气相投，夜半三更，在御街淡淡月色和荧荧灯火下往返相送的低语畅笑中，兄长与王安石成了相慕相敬的挚友。
之后，仁宗驾崩，嫂子王弗病卒，父亲谢世，具舟载父亲遗体入川居丧守制，离开京都又是三个年头！这三年，大宋积贫积弱之苦状，耳儒目染，真是感慨万千。兄长于家之小哀，国之大哀中冥思苦想，并对“庆历新政”的失败反复考究：范仲淹“浅思轻发”，变革开始所陈天下利害“百不及一二”，是引起“举朝喧哗”的动因；仁宗皇帝急功近利，要求“一日百法变”是导致新法烟消云散的结果。兄长从仁宗皇帝和范仲淹“失慎求速”的教训中，匡正了自己认识上激烈轻率的偏颇。
今日归来，斗转星移，人事换班，英宗已殁，年轻的皇帝赵顼即位，欧阳修已失权柄，梅尧臣年老病故，韩琦罢相，王安石飞跃……大宋的前景、苏氏兄弟的前景又将如何呢……
陈慥一声“到了”，苏辙收拢了思索。他抬头一看，一座雕梁画栋的二层楼阁耸立面前，巨大的金字牌匾气势夺人，“遇仙酒楼”四个大字跳入眼帘。
“遇仙酒楼”，是京都有名的酒家，前有楼阁，后有高台。楼阁内分设几十个雅座，宽敞舒适，装饰典雅。王公达官、文人墨士常聚饮于此。高台为歌舞之地，台下设有百十个座位，蓄有艺伎演唱，供客人行乐散心。今日雨过天晴，顾客纷至，楼内雅座早已爆满，斗酒之声，谈笑之声，加之高台上管弦之声，这座酒楼已与闹市无别。
此时，二楼正中的一座字画缀壁的房间里，红木桌上已铺好雪白的细绸桌布，桌案上已摆好杯盘、银著、丝巾；四把高背椅上已铺好了红绒椅垫；椅旁已置妥了四只红木鼓形矮凳。一个身材高大、英俊沉稳、身着青色宽袍傅带、头披青色方巾的中年汉子坐在窗前，带有几分焦虑的神情正向窗外眺望着。他就是陈慥说的那位朋友——章惇。
章惇，字子厚，福建浦城人，时年三十五岁。其人天资聪颖，博学善文，行事果断，很有胆量，与苏轼是同年进士。苏轼任凤翔府节度判官时，章惇任商州令，二人相遇甚欢，同游终南山诸寺。据传，他俩同游仙游潭，潭上绝壁万仞，道路断绝，横木为桥。行至桥头，苏轼望而生畏，举步难移。章惇平步而过，蹑之上下，神色从容，并漆墨儒笔，在石壁上写了六个大字：“章惇苏轼来游”。苏轼惊服，抚着章惇的脊背赞赏说：“子厚必能杀人！”章惇笑问其故，苏轼说：“不要命的人，还怕杀人吗？”二人送定交为友，在南溪的竹林中置一茅屋，名曰“避世堂”。盘桓数日，饮酒赋诗，兴尽各返其所。章惇任商州令期满后返回京都，王安石重其才能，留在身边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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