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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进击左贤王。李广率4000骑北进数百里，因张骞部未能按时出发，被左贤王4万骑包围，军士皆恐慌，李广命其子李敢率数十骑冲击匈奴骑兵队伍，以鼓舞士气；并将骑兵列成圆阵御敌，匈奴进攻，则弓弩齐发。激战终日，汉军箭矢将尽，李广手持强弩“大黄”，连续射杀匈奴裨将数人，缓解了匈奴的进攻。战至次日，汉军死伤过半，匈奴也伤亡很大。时张骞率万骑赶到，左贤王解围北撤，完成了牵制左贤王部的任务(参见李广、张骞击匈奴左贤王之战)。
战后，伊樨斜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惨败，欲召至单于庭诛之。二王恐，乃向汉求降。休屠王悔，浑邪王遂杀休屠王，并其众，共4万余人降汉(参见霍去病迎浑邪王降汉之役)。西汉将降众分置陇西、北地、上郡(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市南鱼河堡)、朔方(郡治朔方城，今内蒙古杭锦旗北)，云中(郡治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五郡塞外，称五属国。此后，陇西、北地和河西地区少有匈奴攻掠，遂减戍卒之半。
点评：此战，西汉采取大骑兵集团大纵深迂回，远程奔袭、连续突击等战法，使匈奴措手不及，受到歼灭性打击。霍去病之所以在数月之间连败河西匈奴军，除了归功于汉武帝用兵河西战略决策的英明之外，还得益于下述约诸多因素。首先，四军的作战时机选择恰当，战术运用巧妙。匈奴历来多在秋高马肥之时用兵作战，而汉军由于马匹有粮草饲养，故骑兵的作战并不完全受到季节的影响，春、夏两季皆可出击。此次，汉军在春季作战之后稍事休整，随即发起第二次进攻，这种连续作战的方式突破了匈奴骑兵的作战常规，完全出乎匈奴的意料之外，因而能取得出敌不意、攻其不备的良好效果。其次，汉军统帅英勇、将士能战，具有强大的战斗力。霍去病于漠南战役中脱颖而出，此次出战河西，是他第一次独立领兵作战。这位年轻的主帅，一向具有剽悍勇猛的战斗作风，不畏艰险，不怕强敌，作战时“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这不能不极大地鼓舞汉军的士气，激励他们英勇奋战。汉军广大将士的英雄主义行动和高昂的斗争精神，为夺取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保障。第三，汉军注意区分主要敌人和胁从分子，分化瓦解敌对势力。河西历来是多民族的聚居区，在匈奴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之下，民族矛盾一直比较尖锐。霍去病在两次河西之城中，都注意利用匈奴内部的矛盾，坚持“舍服知成而止”山的政策，只要敌军表示归眼便赦而不问，而把汀击的目标集中在拒不归服、坚持反抗的一小部分顽敌身上。第一次进军河西时过遫濮部落而不战，皋兰山下的废战也只抹杀“锐悍者”而不残无辜等，都是“舍服知成而止”政策的具体表现。这不仅对分化瓦解敌军、夺取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相当的作用，而且还对河西各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使浑邪王的数万部众在后来归降了汉廷。河西之战使汉匈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此役使匈奴继失河南地后又丧失河西，其统治西部地区的根基便被彻底拔除了。此后，匈奴不仅在与汉朝争夺西域的斗争中长期陷于被动的地位，同时也在经济上遭受重大的损失。
漠北之战
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在西汉与匈奴的战争中，双方主力在大漠以北进行的一场战略决战。
汉武帝刘彻对匈奴发起战略反击后，先后取得了河南之战、漠南之战、河西之战的胜利，匈奴单于和右贤王远遁漠北，大大减轻了西汉西北边境的边患。但匈奴并未放弃对汉边郡之袭掠。三年秋，匈奴骑兵数万攻入右北平(郡治平刚，今辽宁凌源西)、定襄(郡治成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杀掠吏民数千。
武帝为彻底消灭匈奴主力，决心利用匈奴认为汉军无力越过大漠作战之错误判断，于四年春，集中骑兵10万由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分别统率进击漠北，寻求匈奴主力作战。为保证大骑兵集团军需品的运输和补给，组织了运输行李之私人马匹4万(一说14万)和转运辎重之步兵数十万随军行动。
汉军原计划全部由定襄出发北进，以霍去病攻单于主力。后从俘虏口供中得知单于在东部的错误消息，即改变原部署，卫青仍出定襄，霍去病则东出代郡(郡治代县，今河北蔚县东北代王城)。伊樨斜单于得知汉军进击漠北的消息，采纳赵信的建议，将人畜辎重转移至后方，率精兵于漠北以待。
卫青率前将军李广，左将军公孙贺，右将军赵食其，后将军曹襄共5万骑出定襄后，从俘虏口中得知单子居处，令李广、赵食其合军出东道策应，自率精骑北进千余里，越过大漠，见单于已列阵而待，即令以武刚车环绕为营，而纵5000骑出战。战至日落，卫青以左右翼包围单于。单于不敌，遂率壮骑数百突围逃去。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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