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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此前之大秦(拂秫)观不知道大秦人种属于白色人种，而认为大秦人长大平正，有类中国，与中国人种大体一样；在社会风俗、政治经济等方面，此前之大秦(拂秫)观也是传闻多于事实，认识偏差较大。与此相比，明人佛郎机观则有了重大发展，如明人认识了佛郎机之真实名称，认识到了佛郎机属于白色人种，认识到了佛郎机之火炮战船，认识到了佛郎机之殖民扩张，认识到了佛郎机之宗教信仰，这些认识不仅涉及面更广，而且相对准确。体现了明人对欧洲的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量的增加与质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明人对欧洲的认识的较高水平。第四，明人佛郎机观适时作用于明朝之国家政治生活，发挥了认识对社会的实际影响力。以下两点足以说明这一影响的巨大而深远。其一，基于对佛郎机火器之既有认识，明人掀起了仿制佛郎机铳之热潮，并将其装备到沿边军队中，实现了军事装备的革命性变化。何儒、汪钱是明人早期学习葡萄牙军事技术的代表人物。
《殊域周咨录》载： “有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机船，见有中国人杨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国，备知造船铸铳及制**之法，(汪)弦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卖酒米为由，潜与杨三等通话，谕令向化，重加赏赉，彼遂乐从，约定其夜，何儒密驾小船，接引到岸，研审是实，遂令如式制造。【10】卷9？
何儒通过内线从葡萄牙人那里获得的佛郎机制造技术后来发挥了重要作用，汪珐正是利用杨三、戴明等人研制的佛郎机铳打败了葡萄牙人，达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除在东南沿海地区仿制装备佛郎机外，北部沿边地区也大量仿制装备佛郎机汪珐是最早呼吁以佛郎机为沿边守备主兵器的明代军事家。
嘉靖九年，汪上言，国家于沿边地区各设重镇，驻扎重兵，又设墩台城堡，为了望之所，其为守御之计，似无不周。然每当蒙古内犯，镇兵终难抵御，此何故也?盖墩台初无遏截之兵，徒为嘹望之所，而城堡又多不备，所执兵器不能及远，所以往往覆败。为令之计，当用臣所进佛郎机铳，小如二十助以下、远可六百步者，则用之墩台，每墩一铳，以三人守之；大如七十肋以上、远可五六里者，则用之城堡，每堡三钪，以十人守之。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大小相依，远近相应，星列棋布，无有空阙，贼将无所容足，可以收不战之功。[16]~7，嘉靖几年九月辛卯 兵部尚书李承勋积极支持汪铉提议。在嘉靖皇帝和兵部推动下，佛郎机很快成为九边御敌之第一号兵器，促成了沿边主装兵器的实质性变化。其二，基于对葡萄牙游离于朝贡体制之外但又必须发展中葡贸易关系之既有认识，明人在处理中葡关系时，开始有意绕开朝贡体制，寻求一种以经贸关系为主要内容、以和平务实为虽终目的的外交新模式。
1554年，葡萄牙特许到东方的船长苏萨通过与广东地方官员的接洽商谈，终于得到他们允许，葡萄牙与中国开始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朝贡贸易关系的新型贸易关系。这种中葡之间寻求确立的新型国家关系与传统朝贡关系明显不同，可以看作是明朝自身对于自己一贯奉行的朝贡外交模式的局部修正。此一修正虽然力度不大，范围也极狭窄，但它却是中国由古代外交模式向近代外交模式进行艰难转折的开始，此后之明清王朝虽然仍旧坚守朝贡外交模式，但在处理中欧国家关系时几乎都毫无例外地选择了这种模式。
张燮称这种模式“马非马，驴非驴”，可见其与传统外交模式的另类与区别。不可否认，明人佛郎机观尚有诸多不足与模糊之处。其不足主要表现为认识还比较肤浅，尚停留在以感性认识为主的认识阶段。
明人只是认识了佛郎机的一些表象或外在的某些方面，关于佛郎机内在的一些方面，如葡萄牙的社会政治制度，以葡萄牙为代表的大西洋沿岸国家的崛起，新航路开辟后由葡萄牙对外殖民所昭示的世界历史大势等等都还没有形成认识。
模糊之处主要表现为对佛郎机名称还存在混淆，如混满刺加为佛郎机，混干丝腊为佛郎机，甚至混吕宋为佛郎机，导致明人佛郎机认识中掺杂有满剌加认识、干丝腊认识甚至是吕宋认识，给后人的判断分析带来一定难度。
明人佛郎机观上述缺陷之形成是有一定原因的。首先，明人没有亲临其境，进行零距离认识，就不可能获得关于佛郎机的第一手资料，只能以东来欧洲人尤其是葡萄牙人为媒介间接认识佛郎机，得到的认识就片面肤浅，难以深入。
其次，明人没有掌握佛郎机语言文字，不能自主获得有关佛郎机的文字信息，使自己在对葡认识方面不可避免地陷于被动。上述两个方面导致明人无法获得足够多的佛郎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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