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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并非封闭的令人窒息的国度，国内不同民族间经济、文化交往和国际间异质文明交往从未中断过。明代中后期中外交往愈加频繁，东西方文化交流加强。尤其是在弘治、正德之后，皇帝大多昏聩怠政，朝廷对社会的控制渐趋松弛，经济、文化上相对独立使得知识阶层得以游离于官方主流政治秩序之外，野史笔记逐渐勃兴，野史记载范围非常广泛，取材非常丰富，记载空间从内地向边疆甚至海外大大扩展，《行在阳秋》《南诏野史》、《朝鲜复国经略》、《狩缅纪事》、《明末滇南纪略》等有多处边疆和异域记载，有些野史中有倭船驶华及有关琉球群岛的记载。晚明野史撰述颇具世界眼光，反映明人的世界视野，这是与当时世界历史发展大环境相适应的。在明代被称作佛郎机的葡萄牙是较早为中国人所熟知的欧洲国家，《明史·佛郎机传》对此有专门记载，而较早注意佛郎机人的野史著作是叶权的《贤博编》和王临亨的《粤剑编》。
叶权（1522—1578），字中甫，安徽休宁人，代表作是《贤博编》、《沙南集》、《平倭策》等。其中，《贤博编》是他游历吴越、福建、岭南等地所撰见闻杂记，对佛郎机人有绘声绘色的描述。体貌特征上，佛郎机人皮肤白皙洁净，多毛发，隆鼻，眉长而低，金发碧眼。衣着打扮上，佛郎机人往往手持念珠，右拽几杖，顶红帽，着裤袄，足登革履，以软皮为指套。天冷时，则戴毡笠，披毛衣。富者往往贴金戴银，以油涂身。妇女更为洁白，裹以幅布，耳缀金环，穿长衣拖地而行。饮食习惯上，他们喜爱味浓的烧烤，用玻璃杯饮洋酒，刀匙置西洋布上，手抓割食。礼节仪式上，男子以除帽半跪为礼，妇人与中国女子相似。宗教信仰上，佛郎机人对宗教非常笃信，仪节较为正式，通常隔数日即去礼拜寺。他们也讲求因果轮回。佛郎机人崇奉的神像为身长六七寸的香雕赤身男子，撑挂四肢，手足皆被钉在十字架上，听说是旗先祖为恶而遭此苦。叶权还记载了圣母玛利亚怀抱幼子的巨幅画，佛郎机人对其非常尊重。器物玩赏上，他记载了鸟统嘴枪，并认为此枪相当于佛郎机人的标志。他还区分了日本与佛郎机所制枪的不同，日本人所制“稍短而后有关可开”，而佛郎机人所制“长而后闭”。人持一支，犹如中国人之弓矢。叶权还称他亲眼见过其厉害，甚至说：“使有此物数支，伏阵中攒指之，何罹项羽哉！”表明了野史家对新生事物的好奇和称赞。
更为可贵的是，《贤博编》记载了佛郎机人在广东各地与华人贸易等情况。叶权重点介绍了佛郎机人人占据澳门的状况。在叶权眼中，晚明广东已有比较频繁的中外贸易，主要贸易对象是佛郎机人。他称有数千夷人聚集澳门，役使华**子儿女，并以愤慨口吻谴责夷人拐骗儿童、役使华人之罪恶行径。广东地方官为从中牟利只能“以美言奖诱之”，而难以武力节制。海市直接在船上交易，货物源源不断地运来。也有一些夷人登陆犯事，勾结奸商流犯，从事诈骗贸易。佛郎机人还引发了区域性力量对比变动，东莞兵变时，地方武备难以制服土匪，只好免抽佛郎机人之税，借夷兵助剿。
此外，叶权还记载了黑奴。黑奴肌肤如墨，貌凶恶，蓬头垢面，生活悲惨，通常干些张朱盖、持剑棒保护白人主人的工作。黑人的耐受力比中国人强的多，他举例说，黑人溺水能“镇日坐水底，取堕物如拾诸陆”。黑人妇女厚嘴唇，往往额上施朱，更是丑陋无比。他认为黑奴来自某贫穷之国，因穷困潦倒才给佛郎机人做奴隶。
王临亨（1548—1601），字止之，江苏昆山人。《粤剑编》记载的是万历十九年（1601年）他赴广东审案时的所见所闻。《粤剑编》专辟“志外夷“一章记载了佛郎机人占据澳门的情况。在王临亨眼中，西洋人相貌奇异，深目隆鼻，秃顶髯虬髯。衣着花布衣，精工夺目。语言“撑犁孤涂，了不可解”。他认为佛郎机人的器物技艺较为高超，如钟表、酒壶、油画、雕塑、天鹅绒、琐袱等无不精雕细作。西洋人的钱币似中国钱形，两面有细纹。与《贤博编》一样，《粤剑编》也记载了黑奴，相貌奇丑无比却神通广大，误认为是死而复活被白人役使者。
王临亨认识到这股佛郎机人往来中国，向来以澳门为中转之地，地方官曾驱逐过他们，但因明后期社会控制松弛，洋人渐渐蚁聚蜂结于澳门。明地方官允许华夷正当贸易，没收夷人不义之财，却难以驾驭佛郎机人，原因是夷人贿赂地方官吏使得他们的欺诈贸易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官吏只是坐而困之，实际上是姑息纵容。他还记载了西洋人之间的矛盾斗争。不知何国二舟载众夷至澳门，被称为红毛鬼，身长丈许。两艘夷船非常庞大，外部用金属包裹，入水有二丈。已经占据澳门的葡萄牙人以为红毛鬼与之争利，遂率兵逐之，红毛鬼战败，后不知所终。
整体上看，晚明对早期葡萄牙人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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