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期
秦朝统一六国，其军容之壮盛、装备之优良，从兵马俑的实证中可以窥见一二；从秦开始，战场逐渐由骑兵主导，以强大的军力、高度的机动性，控制着越来越庞大的帝国。
剑的没落
骑兵既然成为军队的功击主力，伴随而来的是战术的改变与装备的革新，由于骑兵冲锋的速度极快，单手施力的长剑固然仍能直刺敌人，予以重创，但冲力之大也足可把骑兵拉下马来，陷入挨打的困境，因此，马上的短兵显然要特重其切削的性能，加上强韧的铁器也已相当成熟，长剑于是渐渐为长刀所取代，并在汉代末期完全退出战场，但是它的象征意义却从未在天朝人的心目中褪过色，甚至还结合了道家的神秘色彩，被盖上一层玄之又玄的厚厚面纱。这个时期的长剑常以玉石为装具，千年之后，长剑已朽，玉剑饰却已其精美的质地与纹饰为人珍爱，成为玉器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品目；除此之外，剑术也一直受到重视，不论王公贵族、武林豪侠，仍然喜欢练剑、佩剑，我们可以说：剑虽然在战场上没落了，但在民间它始终保有王者的地位。
环首铁刀
这种在西汉时期发展的新兵直身而单刃，剑首成扁圆的环形，一般称之为“环首铁刀”，没有明显的剑格，柄以木片夹束，再紧缚粗绳，因长于砍劈而迅速地取代长剑，也由于需求量大增，汉武帝时在全国各地设立铁官，专管铁器生产，而冶炼方面也有长足的进步，东汉时使用百链钢和局部淬火的技术，使之更加强韧锋利，随着汉朝对四方的经略，东及日本、西达西域，可说威名远播，这种形制也一直延用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的日本对环首铁刀全盘接收，并着手仿制，对后来日本刀的发展有非常深远的影响，至今仍保有不少实物可兹证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双附耳式的佩系法，改变了配刀的方式，这种方式一直沿用至今；另外，此时也发展出新的刀型，刀身略弯，刀尖前锐后斜，更适于劈砍，其形制与后世的刀型已十分接近。
西域民族的刀
这个时期是一个十分开放的时代，各民族交流频繁，中亚的“大马士革钢”（又称为“乌兹钢”）经由丝路在此时传入，这种乌兹钢并非一般的摺叠钢，呈现着特殊的细碎花纹，制作方法至今成谜，自古以来，得之者视若至宝，它的锋利、强韧、耐蚀直可傲视古今；唐代与西域的关系极其密切，取得这种宝刀是可以理解的，但不知是否取得这种技术？当时波斯、大食人来华者颇众，其中可有能匠？又或者彼国视为密技、不许外传，然而中唐时与大食的征战，也有可能俘获亦未可知？凡此种种，有待未来专家学者的研究。
后期
五代至宋之间，新的战争型态又蕴酿成形，由于火药的发明与使用，热兵器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是宋代战争的一大特点，此时的骑兵战力相当有限，主要以步战、城池攻防战与水战为多，在短柄兵器上，则吸收了西北少数民族的风格，形式庞杂，有鞭、棒、锤等，在接战时配合长刀使用，以破解敌军的铁甲，而长刀也变化为刀身微曲、刀头较宽、厚脊薄刃、并带有护手的型式，坚重有力，从出土的少数宋刀得知，此时也运用了纯熟的夹钢技术。在长柄的兵器方面，则有大刀、戟、斧、钩、锤等，可说无奇不有，这些都是为了战术上的需要而制作的；军中以很少用剑，只作为军官的佩饰，短刃厚脊钝锋，样式重拙，不利击刺，显然象征多于实用。
蒙古与阿拉伯的交会
元朝虽是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但流传下来的兵器实物却非常的少，蒙古军长于骑战，人人马术娴熟，行动飘忽而快捷，使用利于砍削的马刀或腰刀是很合理的，同时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以如此强大的军事队伍而言，其兵器的质量必有可观；文献中曾记载蒙古军征服阿拉伯时，曾掳掠当地的能工巧匠随军征战，以当时“大马士革钢”冶炼技术之精湛，其兵器之形制、制作工艺等，必定因此有所改良或提升。另一个旁证是：其他的文献也提及，女真兴起之时，因与蒙古谛盟，获得蒙古的协助，兵器的制作技术遂得以大幅进展；以蒙古在明代的不振，却能以精良的技术支援女真，说是元朝所遗是相当可能的，此点相信在未来必可由考古实物得到佐证。
戚家刀与抗倭战争
明代的火器发展已渐成熟，远射的火炮已基本上取代了炮与床弩，但单兵使用的火器如鸟铳等，因装填费时，未至完全实用的程度，所以刀、矛、弓箭等传统兵器仍为步兵之基本装备，并因倭寇的侵扰而有重大的变革。当时的军队在接战倭寇，时手中的兵器常遭精良的日本刀磕折，死伤极重，尔后发展出厚背砍刀相抗，虽不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