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龙图”、“先天图”是不是这种图形，已无法考证。因而难以判断陈抟就是作此图的第一人。薛翁、蜀之隐者是否作此图，同样无考。检索现存文献资料，发现最早的一张太极图在南宋张行成的《翼玄》中。
张行成，生卒年不详，约生活于公元十二世纪，绍兴(113l～1137)进士，乾道二年(1166)向皇上进呈易学七书，其中《翼玄》即载有此图。
《翼玄》又作《翼元》，现存版本为两种，一是清乾隆李调元辑刊的《函海》本，一是1935年开始编辑出版的《丛书集成初编》，据《函海》本排印本。
今人郭或先生在《周易研究》1995年第4期发表《易先天图－－浑天象非张行成之
图》，其理由有四点：(1)张行成的“太极观是具体的六爻卦，是形而下的。”“与后来朱熹、蔡元定以《先天图》环中之‘中间虚者’为太极的宇宙论是不同的”。(2)洪迈没有提及，朱熹也没有评论。(3)邵雍并不以浑天术言天。(4)《翼玄》是注释《太玄》的，“用以明三元符号系统《太玄》的书中，又怎能有此二元符号系统的图呢?”我认为这几点意见很值得商榷。
第一，无论是“形而上”太极观还是“形而下”太极观，与yin阳鱼太极图都没有直接关系，郭氏说：张行成“既不以先天图中间虚处为太极，就不会有此《易先天图——浑天象》之图”。真不知这两者之间有何关系?yin阳鱼太极图中间并不是虚处，而恰恰是实处(由黑白两色交互构成)，如按郭氏的说法，恰是“形而下”，由“形而下”的太极观演变出“形而下”的图形不是更自然、合理吗?(当然并非如此简单，下文将具体分析)倒是“中间为虚处”的所谓“形而上”太极观只能派生出空心圆太极图，而难以派生出“yin阳鱼交互”这种“形而下”太极图。
第二，说掌管国史图书的洪迈如果见到yin阳鱼太极图就不会以黑白半圆表示两仪(“六十四卦生自两仪图”)。这种推测是没有说服力的。无论洪迈是否看见yin阳鱼图，都没有理由强迫他不许采用黑白半圆太极图，他可以不喜欢yin阳鱼图而更偏爱黑白半圆图。事实上，当时大多数人都是偏爱黑白半圆太极图的，因为它简单明快地表示了太极生两仪之理(这一点并不亚于yin阳鱼图)。如朱熹评论：“龟山取一张纸，画个圈子，用墨涂其半，云：这便是《易》。此说极好!《易》只是一yin一阳，做出许多般样。”(《朱子语类》卷六十五)“图左一边属阳，右一边属yin”。(同上)再说朱夫子无论怎样“博学多识”，也可能有未见到的东西。以此作为论据是站不住脚的。
而事实上绍熙四年(1193年)朱熹托蔡元定入蜀寻找易图，蔡从蜀之隐者手中求得三图后，可能给朱熹看过，因为庆元二年(1196年)朱熹在给蔡季通的信中说：“前日所说磨崖刻河、洛、先天诸图，适见甘君说阁皂山中新营精舍处，有石如削，似可镌刻，亦告以一本付之。‘先天’须刻卦印印之，乃佳。……三图须作篆，乃有古意，便当遣人送伯谟处也。”(《朱文公文集·续集》卷二《答蔡季通书》六十、六十一)这里说的“先天”图很可能就是这张“先天太极图”(外套六十四卦的yin阳鱼图)。可是到了次年(庆元三年，1197年)刻在阁皂山的图都只有“河图”、“洛书”两幅。为什么最终没把“先天图”刻上去呢?我看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磨岩镌刻比较困难，因为此图外套六十四卦(这一点可以肯定，至于里面是“yin阳鱼”图还是六十四卦方图已不可考)，要把这些复杂的卦爻刻上去是较困难的，所以朱熹设想“刻卦印印之”。二是与河、洛二图比较并不重要。根据胡渭的推测，此图“出希夷，源自伯阳，不若根柢大传五十有五之数为得其正耳。”可见这张图不如河、洛来得正宗。胡渭这句话是解释蔡季通“秘而不传”的原因的，而实际是蔡季通、朱熹都觉得没那么重要，加上镌刻又困难，所以就弃而不刻了。对此，束景南先生认为；所以只刻二图，是因为八分的“河图”与九宫的“洛书”本已包含了这张图，三图本为一图。(《中华太极图与太极文化》第20页)这种说法是可疑的，因为以yin阳鱼为底的河图、洛书是否存在本身就不能确定，怎么能说“三图本为一图”呢?
真正重视这张图并从中悟出“妙”道的除张行成本人外，就算是赵撝谦了，他说：“尝熟玩之，有太极函yin阳，yin阳函八卦自然之妙。”这个“妙”字是赵氏反复把wan(“熟玩”)之后才悟出来的，可见前人并没有这样去把wan，没有领悟个中妙处，当然也就不予重视了。因而不能以洪迈、朱熹没有评论过yin阳鱼图就否定张行成传过或作过此图。
第三，邵雍是否以浑天象言天在这里并不重要，问题是张行成是怎样理解邵雍先天图的。郭文中“易先天图”与“浑天象”之间用了破折号，而在《翼玄》中，“浑天象也”四字为双行小字附在“易先天图”的下面，显然是注释语，而郭氏却误以此为正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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