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老夫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道理，愿闻其详。”
“晚辈打个比方，一户之家三丁，耕租田二十亩，岁产二十四石，若能令田地之产多两成，则多出四石八斗粮食，如果官府保护他们增产不被租主吞走，则四石八斗粮食除去补充口粮之外有一半留存，两石四斗按官价折银二两四钱，假设其一半用于做衣服，则裁缝得三分之一，布店得三分之二，然后布店所得之一两六钱银子，有一两要付给织布坊、染布坊、桑家等人。这些人也要吃饭穿衣，得到的钱花出去。这样算来，若田地之产增加两成，则受惠者不限于农夫，可使百业都被其泽，若官府按一钱收税，农夫处收四钱八厘，衣店处收两钱四厘，裁缝处得八厘，布店处得一钱六厘，止算到此就合计九钱八厘银子，其他各业还有税入，合计之值不少于一两。要是这些多产的粮食被田主收走，就算田主肯主动交税，官府也只能得到四钱八厘，还有六钱银子就没了，此外各业的收入也就没有了。所以官府就要保护农夫的利益，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利益呀。”
“然则如果增收部分由田主收去或者由吏役得去，不一样也要花出去吗？”
陶勋摇头道：“表面上是这样，实则不然，有钱者无非两种，一种以钱买地广置田产，而买田产又不是说买就能买到的，于是钱被屯积起来没有被花出去，官府从这些钱里得到不任何好处；另一种人有钱就到繁华城市花费，钱都流到外地去了，本地得不到这些钱，官府更得不到。钱只有在流通之中才能生钱，只有花在本地，本地百业才能得到好处，官府也才能得到好处。只有让贫苦的人手中渐渐有钱，他们将钱花出去，各工坊的生意也会好，官府的收入自然也会高，到时只需征少数几项杂税，就足够衙门开支，到那时就算给每个吏役多发一倍的薪俸也不是不可能的，何必再去盘剥百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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