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玛斯打开一只陈旧的公文包，在里面摸了一会儿才摸出要找的东西：半瓶白酒。年长一些的手下点头接过酒，给几个杯子里分别倒了半杯酒，再掺上咖啡。
两人喝下一杯酒，年长的手下说：“怎么称呼您？”
“汤姆斯。”哲玛斯回答说，“我叫汤姆斯。”（间谍通常会报假姓名！）他们握了握手，同时两名手下也各自报了姓名。
岗亭里只有一盏灯，是配着绿色灯罩的阅读灯。可探照灯的亮光，像明亮的月光一样，洒满了岗亭里面。黑暗降临，四周一片寂静。他们小声交谈着，像是怕人偷听似的。哲玛斯走到窗前，等待着。前方的路穿过柏林墙，一道用煤渣砖和铁丝网构成的墙，丑陋而肮脏。在惨淡的黄色灯光下，它像是集中营的一角。
那个可恨的女人，胡迪为她还对我撒谎，哲玛斯这样想着。也不能说他们撒谎，他们是故意隐瞒，全世界的间谍都这样。你教他们怎样欺骗、掩饰，谎，他们是故意隐瞒，全世界的间谍都这样。你教他们怎样欺骗、掩饰，他们就反过来骗你。胡迪只提起过她一次，是去年在大街吃饭后说起的，后来在胡迪的坚持下，他们去了一家酒吧，克维拉已在那里等他们，她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金发女人，非常厉害。
“这是我保密工作做得最好的事情了。”胡迪说。可哲玛斯还是非常生气，不久他们就吵了起来。
“她到底知道多少？她是什么人？你是怎么认识她的？”胡迪生气地拒绝回答。自那以后，事情开始变得不顺。哲玛斯尽力改变工作程序，不时更换接头地点和接头暗号。可胡迪对此很反感，他知道哲玛斯那样做的原因，却就是不喜欢。
“如果你不信任她，那也为时已晚。”胡迪这样说。哲玛斯明白了他的意思，不再多说。但那以后，哲玛斯做事非常谨慎了。他很多事情都不再和胡迪说了，更多地运用间谍的敷衍战术。现在那个女人就在那边车里，她什么都知道，整个间谍网的情况都了解，隐藏地点也清楚，总之没有她不知道的。哲玛斯为此不止一次发誓再也不相信任何特工人员了。
他走到电话边，拨打他公寓的电话号码。那边的马莎太太接电话。
“我们在大街那里要有客人入住。”哲玛斯说，“一男一女。”
“是夫妻吗？”马莎问。
“差不多吧。”哲玛斯说。对方发出刺耳的笑声。当他挂上电话时，一名手下转身叫他。
“汤姆斯先生，快看。”哲玛斯走到了观察窗前。
“一个男的。汤姆斯先生。”年轻的手下低声说，“骑自行车来的。”哲玛斯拿起了望远镜。
是胡迪，尽管离得很远，能肯定是胡迪的身影。他穿了一件旧风衣，推着他的自行车。他成功了，哲玛斯想，他肯定没问题了。现在他已经通过证件检查，仅剩下海关检查。哲玛斯看到胡迪把自行车靠到栏杆上，悠闲地走到海关检查岗亭边。不要演得过火，他想。胡迪终于出来了，对岗亭里的人愉快地挥了挥手，红白相间的栏杆慢慢地被抬了起来。他通过了，正向他们这边走来，他成功了。当然前面分界线的地方，还站着一名民警。
就在那时，胡迪似乎听到什么声音，感觉到了危险。稍稍回头看了看，在自行车上弓着腰，开始拼命地蹬了起来。分界线处的那名警卫转过身来，看着胡迪。突然之间探照灯全亮了起来，白色的灯光异常明亮，跟踪照着胡迪，就像照着在汽车大灯下逃窜的兔子一样。警报声响了起来，时高时低，混杂着各种疯狂的喊叫。哲玛斯前面的两名手下单腿着地，敏捷地将他们的自动步枪子弹上膛，透过沙袋掩体的射击孔开始瞄准。
那个卫兵开枪了，很小心地仅把子弹射到自己的边界内。第一发子弹像是把胡迪向前推了一把，第二发又似乎把他向后拉。惊奇的是他还在向前移动，还骑着自行车从卫兵边通过。卫兵再次开枪，这时他才倒下，摔在了路上。他们清楚地听到自行车摔在路上的声音。哲玛斯祈祷他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