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为“赞普钟”，意为赞普之弟，亦号“东帝”，颁给金印，又授阁罗凤子凤迦异为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马大将，南诏朝中大小官吏，均获吐蕃封赏，南诏与吐蕃还约誓山河，“永固维城。”，由是改是年为赞普钟元年，诏唐关系彻底断绝，今岁年节前，大唐廷命汉中郡太守司空袭礼等再置姚州城，以将军贾瓘为姚州都督，阁罗凤遣军将王兵各绝其粮道，又派大军将洪光乘等，与吐蕃神川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率兵包围并攻破姚州城，俘虏了贾瓘，唐军土崩瓦解。
才刚转过年来，在杨国忠一干朝臣的联合上书奏禀下，朝廷又命剑南留后李宓率十道兵七万人再征南诏，唐军深入到洱海太和城下。阁罗凤据险守城，避而不战。李宓孤军深入，唐军又水土不服，军中瘟疫蔓延，加之补给困难，不战而自溃，李宓只得退兵，南诏军队乘机追杀，李宓“沉江而死”，唐军又全军覆没，第二次天宝战争又以大唐惨败告终。至此，两次天宝战争，唐军“先后丧师已二十余万”，军资大耗，国力大伤。为此杨国忠近日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功过相抵”，故才越发无暇回府。
偏巧这节骨眼上，安禄山又入朝来。
勤政殿。
安禄山正顿首在下：“臣本胡人，陛下不次擢用，累居节制，恩出常人。杨国忠妒嫉，欲谋害臣，臣死无日矣。”
李隆基危坐正襟在上，龙颜憔悴，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几岁一样。前不久，杨国忠秘密上奏，状安禄山有不臣之迹，拥兵自重，且私下在铸造银钱，操练兵马，原本李隆基并不以为意，却也不可一听了之，毕竟安禄山现下是三镇节度使，手握十几万精兵，如有不测，祸乱非小，而在杨国忠有此一奏之前，当年王忠嗣也曾上告过安禄山有谋反之心，为堵悠悠众口，也为防生变，遂听从杨国忠上谏，急召安禄山入朝。
况且年前王鉷谋逆一事才压下，时，内忧外患，若再有何变故，尤其是兵变之忧，势必不可免除后院起火，只会加重与南诏、吐蕃的边患，日加动荡不安。而自从李林甫病故之后，前朝早无可压制安禄山之人，近一年多以来，安禄山的骄横也确实可憎，不得不防患于未然。
而在杨国忠看来，原以为安禄山此番必不敢来京，却不成想安禄山竟好像早已揣知了圣意，当接到传召入朝的手诏后，即日就出人意料的迅即飞驰入京。安禄山这一举动，不禁使得杨国忠在御前很难堪，由此一来，李隆基也难以相信杨国忠上告安禄山谋反之言。
面对安禄山的哭诉，李隆基只有好言安慰劝解，并下敕加官尚书左仆射，赐实封通前一千户，又封其一子为三品官，另一子为五品官，奴婢十房，住宅各一所。除此之外，本还欲加授安禄山同平章事，已命翰林学士张垍起草制书。在得知此事后，杨国忠这才连夜赶回京都，闻讯后即及时上谏：“禄山虽有军功，目不知书，岂可为宰相！制书若下，恐四夷轻唐。”遂才中止。
不过，如此一来，安禄山与杨国忠二人之间的水火不容，已闹得满城风雨，无人不知。
见李隆基待己恩宠如故，安禄山自知是杨国忠又在背地里谗言，遂乘机求兼领闲厩、群牧，李隆基不愿此时前朝生乱，遂允准其请，即任命安禄山为闲厩、陇右群牧等使。不几日，安禄山又求兼总监，复又任命其兼知总监事。
安禄山利用职权之便，密派其亲信选健马能战者数千匹，另加饲养。其后又接二连三奏请，言部下讨伐奚、契丹等建立了功勋，请以“不拘常格，超资加赏”。于是“除将军者五百余人，中郎将者二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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