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六甲与中国的航线起初也是以走私的形式存在，它的另一端很可能在距浙江舟山百里之遥的双屿港，那里地势险要，悬于海洋之中，在被走私集团占据以前，是个荒无人烟的小岛。它的腹地是浙江，帝国最富产丝绸的省份，同时也是帝国粮食和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那里水运交通发达，在历经多年的发展后，繁荣富裕作为一条真理已深入人心，它的城镇化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们享受着白银大量流入带来的种种好处。双屿的走私贸易是在1548年被朱纨摧毁的，根据他的说法，“海寇勾引各夷占据双屿港相传二十余年”，可以推断，双屿港早在1528年以前就成为了国际走私贸易的一个重要据点，海洋贸易或许因为帝国政府的禁令而受到了限制，但商品的大规模输出从未间断，同样引自朱纨的说法，“土著之民，公然放船出海，名为接济，内外合为一家。有力者自出资，无力者转展称贷，有谋者诓领官银，无谋者质当人口；有势者扬旗出入，无势者投托假借。双桅、三桅车樯往来。愚下之民，一叶之艇，送一瓜。运一樽，率得厚利，训致三尺童子亦之双屿为之衣食父母。”每日往来双屿与外洋之间的船只上千艘，这些人在那里筑码头，建仓库，设医院，开商店，盖教堂，其繁华程度可见一斑。浙江巡抚朱纨如此厉行海禁，被冠以“专擅妄杀”的罪名落职按问，最后仰药自尽。
双屿虽被破，朱纨却身首异处，官员们不再敢于谈论海禁，大量的贸易活动被转移到月港和澳门继续进行。1567年，帝国政府最终宣布开放海禁，其间还间隔着嘉靖三十年的海禁放宽。根据当年朱纫自己的看法：“大抵制海中之寇不难，而难于治窝引接济之寇；治窝引接济之寇不难，而难于治豪侠把持之寇。”＜明史＞记载：“舶主皆贵官大姓”。大量的资料可以证明，帝国的南方利益集团早已深受海洋贸易的影响，他们大规模地参与了国际贸易，并使帝国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个时候，他们在北京的宫廷里拥有大量的代言人，已经能够直接影响到帝国政府的决策，帝国政府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农业情结深重的保守主义者们所把持，相反，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在白银的诱惑下选择转换阵营。
马六甲的这条航线可能将大量的白银带入帝国，而且也是海洋贸易的主要渠道，否则就无法解释长期以来困扰帝国的白银缺少问题是如何得到解决的。葡萄牙人登上了澳门，开辟了一条从里斯本到果阿，从果阿经马六甲再到澳门的航线。可以断定的是，在英国工业革命以前，我们找不到任何欧洲商品向亚洲大量输出的记录，即使为他们自己所称道的纺织业，其最低成本价格也在中国商品的三倍以上，尼德兰最好的棉织品的质量仍不能与产自中国杭嘉湖的丝绸相比，这促使西班牙、法国和英国先后采取行动限制中国商品的流入。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资料可以证明，1602－1682年中国的瓷器输出达到了1600万件。因为种种因素，大量产自美洲的白银的确通过葡萄牙人的航线源源不断地流入帝国，中途经过了印度，有一部分长期滞留在那里，其余大部分来到东南亚，通过购买香料的形式置换掉一部分，剩下的汇合马尼拉航线的白银被中国的商人运走。留在东南亚的那些白银一部分通过穆斯林商人回到印度，其余部分由于拥有香料和宝石的交易而放缓了流入中国的速度，但最终仍然来到了中国。此外，葡萄牙人通过澳门得到了特殊的贸易地位，由于日本自始至终都无法得到与帝国直接贸易的权力，所以葡萄牙人可以通过转手中国货物获得每年二百三十五万两白银的收益，现代的日本学者对此颇有微词，认为日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然而，如果日本在初始的官方贸易时便遵守游戏规则，他们是不会落到如此境地的。
帝国政府禁止与日本的贸易确有充分的理由。早在朝贡贸易时，他们便常常没有国家作为信誉担保，他们所谓的朝贡不过是地方番主为了获得与帝国的贸易机会而产生的自发行动，逾期不归已被他们当作赚取利润的必要手段，他们的番主不仅在朝贡贸易时相互之间大相争执，甚至通过与帝国的海盗集团勾结的方式掳掠东南沿海，帝国的东南沿海深受其害。杨守陈在＜议倭＞中指出：“倭拏舟载其方物戎器，出没海道而窥伺我，得间则张其器而恣肆侵扰；不得其间则陈其方物假称朝贡。”“倭夷来朝，利与中国关市久留，鄞守臣趣有司牵海舶行，倭操短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