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中罕见的洋务人物”！）
对外强硬，但纸上谈兵。
对于洋人的步步紧逼，清流派们表现出的是一贯的强硬！无论是前清流健将张之洞、张佩纶，还是后清流肱骨王仁堪、黄绍箕、丁立钧、李文田等，抵抗到底、反对求和中心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后人如果仅仅从他们留下的书信、奏章和文章的字里行间来看的话，可以非常轻易地得出：他们是爱国者的结论——事实也确实如此！不过不要忘记——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在当时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实力对于话语权而言是多么的重要！强硬要靠什么？靠的依旧是实力！而在一个国家极度虚弱，民众——这股最强大的抵抗力量被统治者牢牢地压制着的时候，面对强敌的欺压而一味的、没脑子的强硬最终意味着什么？
再退一步讲，对付敌人的侵略仅仅有强硬的态度是远远不能达到目的的！没有一个强敌能被强硬的态度所“震慑”！（谁会害怕一只裱糊得相当蹩脚的纸老虎呢？）即使一个国家没有足够强大的、能保家卫国的军队！但是也必须有一套依靠现有局势、现有条件来保卫国家的策略！
但是——很不幸的是：这点正是清流派所极度缺乏的！
本文第二条“敢于言事，但空话居多”已经非常清楚地点明：我们这些可爱的清流派大臣们与朝中大多数顽固派一样——丝毫没有救国家于水火的能力！（你让这些手无缚鸡之力、仅仅靠笔杆子杀人的文人想出什么御敌良策——也真的是太为难他们了！）用清流派的思维来解释：他们只负责理论，至于让谁来实践！甚至有没有人去实践！这些都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如果让这些只知道纸上谈兵的作为前敌总指挥去指挥军队御敌——那简直就是将前方将士的性命直接交到阎王爷的手里！中法战争中张之洞在后方的指手画脚、让可怜的驻越清军叫苦不迭，众将领对这个只知道发号施令而不考虑任何实际困难的“张南皮”只有摇头苦笑的份！张佩纶在马江海战之前的招招失误、战斗过程中的“无作为”、甚至临阵脱逃已经将其“纸上谈兵”的本质表现得淋漓尽致！（《船政风云》里对我们这位张大人美化得不是一点点！但是依旧将其轻敌误国、临阵脱逃的行为毫不客气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而在甲午战争中，清流派更是倾巢出动！领袖人物翁同翮更是亲自出马——通过他的学生，对征战一窍不通的小皇帝光绪（更不幸的是翁老头子本身也对兵事一窍不通！）的圣旨对前线战事横加干涉！（如果像当年的太祖布尔哈赤或者太宗皇太极那般能征善战倒也算了！偏偏都是一对胸无丝毫御敌之策的“活宝”！）而因为他们拙劣的指挥而造成的失败降临后，却没有勇气承担失败的责任，而是极力将罪责推给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必为国人所不齿——
赤心爱国，但行事祸国。
没有人怀疑清流派的赤胆爱国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清流派都不爱大清国，那没有什么人再会爱大清国了！”
无论是“屡进言事”，还是“坚主抗敌”，都是“一心为国”的体现——在主观上，清流派的大小“大人”个个都是合格的“爱国者”！
……
慢着——还没完呢！主观上的爱国并不能掩盖清流派的实际行事往往祸国不浅这一有些滑稽、但更多表现为“残酷”的事实！清流派的“爱国”已经爱到了偏执的地步！对敌人的强硬并不仅仅表现在对敌人的痛恨上（这点当然无可厚非！），更加表现在不允许本方军人任何意义上的后退上！“只许前进、不许后退”，这种明显不符合战术理论和客观实际的绝对道德规范通过光绪皇帝的圣旨从事实上替敌人束缚住了前线部队的手脚！任何军事意义的战略后撤都会被这些主观上“无比爱国”的大人们斥责为“无耻的卖国行为”！《孙子兵法》里的“走为上”在他们眼中成了胆怯的表现——恨不得打倒在地后再狠狠地踏上一只脚（也许还有更多的脚掌）！更有甚者，对进攻也加上了无比严格的道德界限：“只许正面攻击！”言外之意——就是连兵法惯用的“迂回攻击，注意侧方”也被清流派的绝对道德所严令禁止了！于是乎，叶志超、卫汝贵、左宝贵等的驻札平壤的中国军队被严令专注防守正前方！李鸿章的“注意北方元山、朔宁来敌”的提醒被皇上的圣旨挤到了一边，（事实上最终宣判平壤的中国军队死刑的正是来自元山和朔宁的日军，平壤正面的日军不过是佯攻而已！）原因在于：防守后路在可爱的清流言官眼中也等同于“胆怯”——也是需要抨击的目标！而叶志超退至鸭绿江防线、缩短补给线的正确请求被痛恨后退的翁同翮以及清流言官的抨击下否决了！可怜的中国军人，在优势敌人的攻击和后方丝毫不懂兵事却掌握着话语权的清流派的“夹攻”下——正确的部署被斥为卖国！正常的战略退却请求被当作“怯战”而横遭拒绝——不遭到失败倒真的是没有天理了——
失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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