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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他夺得王位有功的人进行封赏时说：“召观从，王曰：‘唯尔所欲。’对曰：‘臣之先佐开卜。’乃使为卜尹。”楚国官称以“尹”为名的极多，除政务官令尹，左右尹外，还有乐尹、宫厩尹、芋尹、陵尹、清尹、连尹，等等，这些“尹”前一、二字，当是指掌管的事务或地点。如观从受命的卜尹，就是掌管占卜的事务官。又如楚昭王时钟建为乐尹，就是掌管殿廷乐律的官员。宫厩尹就是为楚王掌管养马之事。
楚国中央事务官中还有一种管理后宫的官，称为司宫，由阉人充任。《左传•昭公五年》记载：公元前537年，晋韩起、叔向到楚国送女，楚灵王想侮辱晋国，“朝其大夫，曰：‘晋、吾仇敌也，苟得志焉，无恤其他。今其来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韩起为阍，以羊舌肸（叔向）为司宫，足以辱晋，吾亦得志矣，可乎？”灵王想对叔向加以宫刑，让他作司官之官。灵王的荒谬主张遭到群臣竭力反对才作罢。
三、郡县制的建立和地方政权的职官
楚国是最早设县的国家之一，在春秋初期就把兼并得到的地方建立县，春秋中期以后，新建的县就逐渐多起来。春秋末年，中原的晋国在推行县制后又设立郡。战国时楚效法三晋，也建立郡。《战国策•楚策》云：
新城公大说，乃为具驷马乘车五百金之楚。城浑得之，遂南交于楚，楚王果以新城为主郡。
《史记•樗里子甘茂传》记载，楚怀王想以甘茂为相而问于范蜎，范蜎回答怀王的话有一句说：“故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史记•楚世家》记载，公元前276年楚曾经“复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拒秦”。《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前248年，黄歇以“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可见楚在战国中期以后，为应付封建兼并战争而在强国交界处设立了不少郡。
县的长官称县公，《左传•宣公十一年》载，楚庄王责备申叔时说：“夏征舒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诸侯讨而戮之，诸侯、县公皆庆寡人，女独不庆寡人，何故？”可见春秋时期楚初建县，就以县公为一县之长官，后来也有称县尹或县大夫的，其下设县司马，掌一县之武装力量，有如后世的县尉。《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楚平王想杀太子建，就派城父司马奋扬去执行刺杀任务，就是因为司马是执掌兵权的武职官。
楚国县的行政长官由中央任免，一县的军事力量和财政收入由中央统一控制，遇有对外作战，县军队由中央统一调动。
到战国时，楚国模仿中原的地方建制，在县上设郡一级，郡的长官由中央派遣武官镇守。如《战国策•楚策二》载，楚大司马昭常防守楚的东地边郡时，曾对齐使者说：“我典守东地，且与死生，悉五尺之六十，三十余万。”县的长官称令，这是秦在商鞅变法时所设置的官称。县的长官由中央任免。《史记•春申君列传》说：春申君为令尹时，曾任命当时著名的学者荀子为兰陵县令。
在县的下面，还有更低一级的乡里组织。战国后期，楚国有个隐士名叫鹖冠子，他曾设计了一套五家为伍，十伍为里，四里为扁，十扁为乡，五乡为县，十县为郡的地方组织系统。但这套系统不见于楚国的文献记载，未能说明其实施情况，或许只是个人的设想而已。
总之，东周时期官制的变化，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由王宫大臣及臣仆式的官吏，向司民、司军、司政的官吏的转变，最突出的是司徒、司马、司空“三司”官逐渐受到重视。春秋时期，王宫中首领太宰的地位相当重要，如僖公九年（前651年），襄王派孔宰代表周王朝把祭肉赐给齐桓公；隐公十一年（前712年）鲁国“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太宰”。鲁国本无太宰官，而羽父求“太宰”的意思是想得到最高的执政官。这都可以看出春秋初期太宰的地位相当重要。春秋中期，太宰（冢宰）有如后世的“三公”，仅仅是一种尊称，无实际权力，地位已经下降了。如成公十年（前581年）楚太宰子商，仅是一般使者，成公十五年（前576年）宋向带为太宰，位在六卿之外，襄公十一年（前562年）郑太宰石◆，仅充副使出使楚国。但是吴国较后进，所以太宰之职尚居国政之重要地位。至战国，中原各国先后置相为执政官，太宰之称渐废。
战国时期官吏的选用，主要有如下几条途径：
（一）立功仕进。如商鞅变法制定二十等军功爵，只要不断立功，就可以逐级晋升。韩非曾主张“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起于卒任”①。就是要从有实际政治或军事经验的人中逐级选拔文武官吏。
（二）对策或献策。楚悼王、秦孝公、燕昭王等的求贤令，便是发出策问征询对策的一种方式。吴起、商鞅等人，就是由于对策言中，一跃而居要职。另外一些人为搏取功名，主动向君主献策，当时这种风气极为盛行，《战国策》一书的绝大部分内容就是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这些献策者，一旦被赏识，便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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