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械、粮备、军籍、赐予皆专焉”。总而言之，行军司马辅佐元帅处理一切军务，这就是所谓“掌弼戎政”的含义。李辅国担任了这么重要的一个职务，所以才能够专权，史称：“太子詹事李辅国，自上在灵武，判元帅行军司马事，侍直帷幄，宣传诏命，四方文奏，宝印符契，晨夕军号，一以委之。”当李辅国察觉肃宗听从李岘的建议，对他有所压制时，李辅国主动提出“让行军司马，请归本官”，即太子詹事[7]（卷二二一，乾元二年四月，pp.7073～7074）。乾元二年(759)七月，由于张良娣的阴谋，突然任命赵王李＠9xi为天下兵马元帅。但是，李＠9xi并没有什么权力，大权仍然在李辅国手中。所以李辅国为张良娣所嫉恨。宝应元年(762)四月李＠9xi被杀，代宗即位于肃宗灵柩前，任命王子
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仍然以李辅国为行军司马。六月罢辅国兵权，命右武卫大将军药子昂代判元帅府行军司马，左武卫大将军彭体盈代为闲厩、群牧、苑内、营田、五坊等使，史称辅国由此“失势”[2]（卷二○八，《李辅国传》，p.5882）。
药子昂实际上并没有接任行军司马的职务，而是“固辞，乃以命（程）元振，封保定县侯。再迁骠骑大将军、bin10国公，尽总禁兵”[2]（卷二○七，《程元振传》，p.5861）。宦官程元振为元帅府行军司马而尽总禁兵，透露出这一职务的重心在向典掌禁军的方向发展。广德元年(763)十月，代宗以宰相元载判天下兵马元帅行军司马，[5]（卷一一，《代宗纪》，p.273）改变了宦官担任这一重要职务的局面。
元帅府的重要官员都由皇帝直接任命。除长史、司马外，至德二年四月，肃宗又任命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7]（卷二一九，至德二载四月，p.7022）。在此期间，还出现了地区性的兵马副元帅。如，广德二年正月郭子仪为河东副元帅，十二月又加郭子仪关内、河中副元帅；同年五月则解除了仆固怀恩河北副元帅和单于、镇北副元帅的职务，同年七月，李光弼死在河南副元帅任上[5]（卷一一，《代宗纪》，pp.275～277）。这些地区性的副元帅，是方面军的最高军事长官，可以统帅某一战区全体作战部队。如肃宗上元二年(761)五月，李光弼复为河南副元帅，都统河南、淮南东西、山南东、荆南、江南西、浙江东西八道行营节度，出镇临淮[7]（卷二二二，上元二年六月，p.7114）。也就是说，李光弼坐镇临淮，可以指挥和调度上述八个藩镇派到河南战场的军队。
但是，副元帅对于前方将军的节度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各个节度行营的军队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乾元二年七月，肃宗命李光弼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八月，光弼等九节度使围困安庆绪于相州，光弼并没有统帅诸军的权力。所以史称相州之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诸军没有统帅。时朝廷罢郭子仪兵权，任命李光弼代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河东兵马副元帅[5]（卷一一一，《李光弼传》，p.3306）。
德宗以后，朝廷设置左右神策中尉，掌管中央军权，除了唐末昭宗一度以辉王为元帅外，安史之乱期间出现的天下兵马元帅一职不复出现。地方上则有行营节度使、行营招讨使和行营都统等职。[13]都统是安史之乱期间出现的方面军政长官的称号。乾元元年(758)十二月，户部尚书李＠(11)除都统淮南、江东、江西节度、宣慰、观察处置等使，史称这是都统名官之始。上元二年(762)，李若幽除户部尚书，充朔方、镇西、北庭、兴平、陈郑等九节度行营兵马都统处置使[8]（卷七八，《诸使中·都统》，p.1685）。从这些官名看，它的职权几乎与方面副元帅没有差别，只是任官者军事资历比较浅而已。
安史之乱期间，在设置都统的时候同时存在着方面副元帅，二者的统属关系不太明晰。安史之乱以后，凡调发诸道藩镇军队作战，大体都要由中央任命一名都统，节制诸道节度行营兵马。如建中元年(780)十二月，以汴州节度使李勉充河南、汴州、宋滑亳、河阳等道都统使。元和四年(809)九月，以宣武节度使韩弘充淮西诸军行营兵马都统。大中五年(851)五月，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白敏中充bin＠10宁节度使、招讨南山、平夏、党项兵马都统处置使。以上事例表明，都统可以从中央派遣，也可以从所在战区的节度使中选任，但是一般都要带某道的节度使，作为自己的“本军”。
唐朝末年，天下用兵，出现了许多个都统，如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为京城北面都统，义武军节度使王处存为京城东面都统，fu(12)延节度使李孝昌为京城西面都统，朔方军节度使拓拔思恭为京城南面都统，而以宰相王铎为义成军节度使兼充京城四面行营都统，并且以宦官杨复光为天下行营兵马都监。这里的四面都统实际上是都都统。尽管朝廷许王铎“以便宜从事”[5]（卷一九下，《僖宗纪》中和元年七月，p.711)，他统令各个战区兵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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