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最高军政机构的派出机关。最重要的是陕东道大行台尚书省。其长官尚书令的地位是正二品,与中央尚书令的品秩相同,由李世民担任。行台尚书省的结构是中央尚书省的具体而微,设兵部、民部、工部,以适应战争时代地方军政机关的特殊需要。设置行台省是因为“诸道军务事繁”,故行台有为统一战争服务,实施军事管制的作用,其所在地区的总管府和州县均归其管辖。随着统一战争的推进,唐朝陆续设置了益州道、襄州道、东南道、河东道(山东道?)、河北道等行台,但是规格比陕东道大行台要低,其尚书令为从二品阶。
武德四年(621)十月为了奖励李世民平定洛阳的大功,又特置天策府,以世民为天策上将,“掌国之征讨”。天策府的机构设置偏重于军事性质。从天策府如此庞大的人员组成与分工来看,它确实是一个适应实战需要的军事领导机关。就实际运作而论,陕东道行台和天策府甚至是规格最高的全**队统领机关。李世民升为储君后,废除了陕东道大行台和天策府。同时废除了其他的行台省。
表1天策府主要官员设置与职掌简表
附图
资料来源:《旧唐书·职官志一》。
唐代开国时代中央军队统率机关还有十二军。在唐初十二军时期,关中的府兵被动员成战备状态。《册府元龟》卷三四○《将帅部》“总序”提到:“(武德)二年,以天下未定,事资武力,将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乃置十二军,分关中诸府以隶焉”。十二军又划分为十二道,即十二个驻屯分区。其军名为太史令傅奕所造,取象于天官,其道名当取自所屯驻的关中各州县。它们是:万年道参旗军,长安道鼓旗军,富平道玄戈军,醴泉道井钺军,同州道羽林军,华州道骑官军,宁州道折威军,岐州道平道军,幽州道招摇军,麟州道苑游军,泾州道天纪军,宜州道天节军。
唐初统一战争结束,武德六年(623)二月,乃废除十二军,八年因为突厥入寇,又复置之[10](卷九○○,《外臣都·备御三》)。十二军具有了常备军的性质,是从保卫首都地区的安全的战略目的而设立的。北朝隋唐出征之师称为某某道某某军,十二道或十二军实寓意于此。十二军的最终废除当在贞观十年整顿全国府兵之前[11]。
全国统一战争结束以后,唐朝初年适应战争年代的军事领导体制逐渐废除,而代之以新的军队管理制度。从原则上说,这种新制度下,唐代前期在理论上几乎没有常备军队。府兵兼有常备军与预备役的双重特征,在府兵军队的统帅上也有特点。首先,各地军府虽然原则上隶属于中央十二卫(包括诸率府),但是,诸卫大将军(包括率府的率)并没有直接统帅各个折冲府的权力,也就是说十二卫和诸率府并不能直接调动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军队。只有在折冲府番上宿卫时,才由诸卫诸率府统领,负责京师的宿卫任务。
实际上“卫”与“府”之间不仅没有很直接的统属关系,而且连文书往来关系也很少,至少在边远地区的军府是如此。如吐鲁番发现的蒲昌府文书记录了开元二年(714年)蒲昌府在西州的各项军事活动,文书显示蒲昌府隶属于左玉钤卫。可是,根据《新唐书·百官志》和《旧唐书·职官志》的记载,虽然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改左右领军卫为左右玉钤卫,但是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复辟已经改回为左右领军卫,也就是说,玄宗初年根本不存在左玉钤卫。可是,开元二年蒲昌府文书中仍然称隶属于左玉钤卫,说明边远地方的折冲府确实与中央诸卫没有太多的联系。既然诸卫的将军对于军府根本没有统兵之权,卫府关系必然缺乏现实的制度基础。
贞观十年以后唐太宗设计的唐代军事领导体制的理想是:君相决定军事政策和方针,兵部掌管军事行政——包括兵马调拨和兵籍管理,设十二卫以贮将帅,各地折冲府以领府兵。这种设计的目的是将兵权分割成几块,互相牵制和制约。只是在节度使体制出现后,这一局面才发生了变化。
唐代前期从全国各地抽调军队组成野战军团,执行特定的军事打击和防御任务,其统帅由中央任命。统帅的名号主要有行军元帅、行军总管或行军大总管。他们是战时军队统领组织[12](第五章,p.135)。而边疆地区则有都护府的军政机构,可以作为节度使制度的前身。及至长征健儿这样的常备军建立之后,军队的领导体制也在发生变化,重要标志就是节度使体制的确立。开元年间唐代在边疆地区陆续设立了十节度使,节度使麾下有着强大的常备军队。从原则上说,节度使都由中央任免,节度使手下的军将的委任和变动也必须报请中央批准。但是,对于职业军队领导人的需要迫使朝廷改变过去出将入相、文武迭用的政策,天宝年间,边疆的军事统帅久任之事已经不鲜见了。主要原因是,边疆的战争规模更大,唐朝军队必须守护的疆域更长,军费的开支也更加浩繁。
开元天宝时代边疆节度使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力受到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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