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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府邸
司马光从历史中走来·他冷静地观察着
新出现的事物·他不赞同御史中丞吕诲
“大厦将倾”的惊呼，却暗暗为老友王安
石担忧·
司马光的住宅，在王安石府邸不远的右侧，也是一座王字形建筑，这是他的父亲司马池在天章阁做侍制时从一个商人的手里购置的。主宅也是门房七间、前堂七间、后寝七间。主宅的屋脊飞檐，矮于王安石府邸一尺五寸，加之建筑日久，色彩剥落，墙头与瓦砾之间，多处已萌生出柳芽杂草，月色下略呈衰败零落。主宅右侧是偏院，仅有后寝七间，现辟为书局，实则为《资治通鉴》的编撰室。治平四年（1067年）十一月，皇帝赵顼御赐的颖邸旧书二千四百零二卷，就暂存于此。书局前辟有一座精巧花园，园内花木相映，草蔓幽径，假山突起。山顶有一棵短松，枝干如铁，簇叶如墨，苍劲而凝重，于古朴清静之中，浮现一股灵秀之气。
此时，书局里灯光通亮，气氛祥和，司马光和他的局僚刘攽、刘恕以及暂借来协理撰书的范祖禹正在品茶议论，沉浸在对秦、汉以来历代盛衰教训的寻觅探索中。他的儿子司马康（字公休，时年十九岁），瞪着一双圆圆的、聪慧的眼睛，注视着父亲细瘦的身躯、稀疏的白发、霜染的胡须、清癯的面容和刚毅肃穆的神情，倾听着眼前几位史家们的滔滔议论，心里兴奋而又沉重。他知道，皇帝亲自作序并赐名《资治通鉴》的这部巨制宏篇，就要在此处孕育，父亲一生一世的最大成功与最大失败，可能也就要从这里开始。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仁宗朝天章阁侍制司马池之子，时年五十二岁，时任翰林学士兼待读学士、右谏议大夫、权知审官院之职。此人学识渊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无不通晓，尤精历史。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三月举进士甲第，时年二十岁。在恩师宰相庞籍的提拔下，任华州判官，步入仕途。于此后的三十年间，他以“谏言除弊”、“立嗣之功”、“《通志》之绩”三项不凡的贡献，赢得了三朝皇帝的信任和朝臣的敬重。
他的“谏言除弊”是忧国之忠。在三十年间，他参奏上疏达三百余篇，内至宰执言行，外至边陲军务；上至帝王举止，下至灾情民忧；大至朝政缺失，小至官妃糜费……凡有弊端，无不弹劾禀奏。仁宗至和年间（1054—1055年），他针对皇上和朝臣沉浸于“百年之治”的盲目乐观，先于新任参知政事王安石提出“抑赐赍、去奇巧、反奢丽、正风俗、用廉良、退贪残、澄清庶官、选练战士、不禄不功、不食不用”等革新时弊的主张。并上呈《论燕饮状》，揭露皇帝的沉溺后宫，燕饮无度，赏赐滥溢。要求皇帝“悉罢燕饮，安神养气，后宫妃嫔，进见有度，左右小臣，赏赍有节……”发出了“上下偷安，不为远谋，此最国家大患”的强劲呐喊。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他又上呈《进五规状》，从保业、惜时、远谋、重微、务实五个方面阐述自己的革新思想：
所谓“保业”，就是如何确保大宋江山的长治久安。他尖锐指出。“秦、隋因骄而亡，汉、唐因情而亡”、“二者或失之强，或失之弱，其致败一也”。他规劝皇上要“夙兴夜寐，兢兢业业，思祖宗之勤劳，致王业之不易，援古以鉴今，知太平之世难得而易失。”
所谓“惜时”，就是要在太平年月扶欹补敝。他认为物极必反是“天地之常经，自然之至数”。他说：“民者，国之堂基也；礼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栋梁也；百吏者，茨盖也；将帅者，垣塘也；甲兵者，关键也”。他提醒皇上，要“以此承平之时，立纲布纪，定万世之基”、“失今不为，已乃顿足扼腕而恨之”，就来不及了。
所谓“远谋”，就是要在太平之时想到非常之时。他称：有的君主遇到天灾人祸，常常埋怨前人“将士之不选，士卒之不练，牧守之不良，仓库之不实”，而忘了自己在太平年月“晏然自以为长无可忧之事”。他告诫皇上不要相信一些愚人所谓“勿责目前之近功，期于万世之治安”那样的鬼话、空话。
所谓“重微”，就是治国要防微杜渐。“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发奢泰之端；甘言悲辞，启侥幸之途；附耳屏语，开谗贼之门；不惜名器，导潜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夺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押玩，未睹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
所谓“务实”，乃治理国家要多办实事，少玩花招。他认为：“安国家，利百姓，仁之实也。保基绪，传子孙，孝之实也。辨贵贱，立纲纪，礼之实也。和上下，亲远迩，乐之实也。决是非，明好恶，政之实也。洁奸邪，禁暴乱，刑之实也。察言行，试政事，求贤之实也。量才能，课功状，审官之实也”。治国安邦应当“先实而后文”、“实之不存，虽文之盛美，无益也。”
司马君实对社会弊端深刻而不留情面的揭露和一系列革新主张，为大宋王朝至尊敲响了警钟。无怪宰执富弼曾说：“若君实者，可谓实过其名也。”
他的“立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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